中国：2015-2020亟待国际规则新建树

【核心提示】：进入2000年之后，囿WTO根阻十数年以来，国际贸易秩序进入了一个重构重建、彻底根变翻覆的整个过程中。到2020年前后，中国已走到了如何避免全球化“被边缘化”的岔路口。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十多年的井喷式发展后，中国开始进入这个组织一起，感受到了国际贸易制度重构过程中的“被边缘化”压力。WTO的未来依然难有定夺，就是“WTO巴厘岛宣言”得以全部实质性实施或延续、复活，WTO也面临着与TPP、TTIP经贸秩序、规则的全球性“共治”。

美日TPP“谈不成”的事实告诉全世界（中国加入WTO也谈了十数年）：TPP绝非政治问题（国际与国家政治问题，通常百年、数百年都难以改变）那么概念化简单，若是从美日“合围”中国这一思维出发，那么美日早就应该走到了一起、铸成当然、无与伦比的“经贸规则”，但当前、时下的是：产业技术标准——美日这两个国家在收取、调整这些产业政策所放出的利润、红利上关系到这些产业长期的兴还是衰的国际大环境。然而，亚洲太平洋地区，在美式“高标准”的引领下，覆盖了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TPP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最近似乎已经进入攻坚、最后冲刺阶段；而中国参与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个协定的国家环境比TPP更大差异——全球最富最穷、最大最小的国家几乎都在这个10+6协定中），还远远未到实质性谈判阶段。

如果：欧美不能就TPP、TTIP等达成协议，那么就将不得不接受中国的新规则；

要不：TPP、TTIP、TiSA就必须取得突破、很快上路运行……

WTO对全球40个左右高收入国家已经没有任何动力和引领的作用；

21世纪上叶，全球正处在国际“游戏规则”断档、颠覆、重建的过渡期。

引言：

若美日TPP真正要“合围”中国的话，那么TPP完全可以一撮儿就，然而再来谈他们自己内部的产业分工的经济政策。恰恰相反，一个好的国际规则，不仅仅是30年、50年……一直的延续，更是“百炼成钢化绕指柔”——一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跨越世纪风云。

WTO呆滞12年，是全球各国皆知、谁都无奈的事实。全球各国、包括中国也能越发明显感受到近年不断兴起的“高标准”引领的多边贸易协定（Plur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的冲击。包括中国已经参与的ITA（信息技术协定）、有意向参与的TiSA（服务贸易协定）在内的一系列谈判，都在挑战着中国现有60多年形成的经济制度、产业政策的底线（超过80%以上产业政策和经济制度）。

追求人类生活、生产、经贸活动的成本更低，更高质量、更高标准，是全球、特别是发达国家孜孜不倦追求一致的目标。而国际学界倾向性认为，中国的崛起，伴随着美国的衰落，在这个过程中的摩擦矛盾将不可避免。但从世界经济的整体形势来看，“高标准”的区域倡议兴起背后，也有着WTO自身改革缓慢、18年来难以达成有效协议，全球各国从而顺势而为的因素。中国的问题在于：是改革开放36年来，是中国自己比以往的自己有大副度的改变，而与国际发达国家融合、接轨却更加绝缘、更加兀立，特别是因政治制度而顺下派生的经济制度、产业政策，而是冲突更加尖锐、持续更加难以兼容，一如中国的石油、金融、通信、能源等产业的国有垄断，致国家担有比历史任何时期都更大的风险，致以人为本除“国有”资本进入则更加艰难、困苦。

中国过去改革开放36年至今，从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初期、到中国加入WTO十数年来，中国总体是加速了国内的改革推进、开放措施倒逼国内改革与国际贸易规则接近。而现在，除了在多边领域的努力之外，中国如何让国内对于开放的不同认识，进一步改革攻坚，更广泛的与国际融合、接轨，还是让国际社会按中国自己形成经济制度与产业秩序进行改变？中国与全球40多个发达国家面临市场化最难、最大、最广泛的融合与进入。从而在未来新时期的国际规则制定中占有主动地位、或一席之地，并获得发展机遇，这已经成为必须做出的战略性全球化抉择。2014年，在全球最大WTO经贸组织的159个成员中，中国的“话语权”也只有一票。

2014年，在全球最大WTO经贸组织的159个成员中，中国的“话语权”也只有一票。

而在WTO过去呆滞的12年中，TPP、TTIP、TiSA都分别另起炉灶。中国不是TPP、TTIP、TiSA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也不是参与者。TPP、TTIP占全球经济总量超过80%，TiSA囊括了全球所有的高收入发达国家（2013年人均公民总收入超过12616美元以上者）。在2020年前后，TPP、TTIP、TiSA都将分别上路，且与WTO共治、共享全球经贸新秩序、新规则。这些21世纪上叶、于2020年开始实施的新规则、新秩序，都没有中国参与的份额，没有参与规则制定、也不是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