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到底需要怎样的“城镇化”

客观认知推动城镇化建设面临的主要困难

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在目前经济社会环境下，若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既面临认识上的严重分歧，也存在现实条件的严重不足，由此很容易导致定位跑偏、规划难做、资金不足、措施乏力的情况。综合来看，现阶段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主要面临五大的困难：

一是现有生产力水平难以支撑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美好构想。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自然地理环境和资源结构千差万别，而改革开放35年来，虽然经济面貌明显改善，但总的生产力水平还相当低，特别是劳动力的软实力非常薄弱，而且各地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异很大。而城市及城镇建设与管理，不是拼规划、拼投资、拼魄力，而是拼知识结构、拼管理运营。生产力水平决定城市及城镇的经济循环水平，进而决定城镇居民的消费能力。现阶段中国多数地区乡镇区域内居民的经济收入，主要受益于本地农民的进城务工，并因此而拉动地方消费；如果未来新型城镇化的居民收入及消费，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居民外出务工，那么这样的城镇化建设又有什么意义呢？

二是现有土地政策、农业政策难以支撑未来农村产业发展格局和保障城镇居民就业。有了构想和规划且筹措到资金，然后建造一个理想化的城镇，是一件相对简单的事情，但如何遵循社会发展演进的规律、如何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并维持和保障城镇的良性运转，则需要建立在良好的产业布局及产业政策基础上。现阶段影响并妨碍城镇化建设有两个关键性的政策障碍：现有的农村土地政策和农业产业政策，前者的最大弊端是阻碍了城市产业力量及产业资本流入农村、阻碍了农民的土地资产性收益；后者妨碍了农业产业化升级，妨碍了科技力量对农村经济的推动。这两方面的政策缺陷，是导致农产品价格与成本倒挂、城乡二元结构的两个核心原因。而更重要的问题则在于，这两个问题若得不到根本性解决，城镇居民就业就没有保障，城镇有效劳动力必然外流。因此，只有良好的城镇经济结构及就业结构，才能从根本上支撑健康的城镇化运营。

三是亟待明确新型城镇化的确切内涵。纵览数百年来全球城市化及城镇化发展规律，有两大重要因素起决定性作用：一个因素是：工业化进程决定并推动了城市建设的步伐；另一个因素则是：城市文明的进步推动了人性化的城市及城镇管理水平的提升。正是在这两方面因素驱使下，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及城镇建设与管理运营，才发展到今天这种良好的文明状态。但是，如今已经进入后工业文明时代，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建设及管理运行，已经出现越来越多的城市病。而中国此前并未经历过完整的工业化历程和完整的现代城市文明洗礼，而且，中国所谓的新型城市及城镇化建设及发展，是在人类进入后工业文明时期的全球化大背景下，实施的一项前无样板、后有观照的历史性难题，有必要首先合理确定“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内涵及核心要素到底是什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这些提法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需要完善哪些实施条件，尚需做深入透彻的科学的综合性研究，如果仍然停留在响亮的口号而无令人信服的内容，此项工作恐怕会跑偏，并酿成千古遗憾。

四是现有资源条件及财力状况，恐难支撑新型城镇化运营。如果说建设一个5万人口规模的城镇需要历经5-7年，累计投入300亿元，那么每年维持这个城镇运营所需要的公共服务费用（包括公务员薪资），至少需要12亿元，而要保障这12亿元的税收，则需要约80-100亿元GDP做保障。以目前中国各地的经济资源状况、生产力水平及财政状况而言，有条件实施新型城镇化的地域到底有多少呢？现在全国很多县域经济发展及财政状况，主要靠恶性负债经营，这在一定程度上，实际上是在透支金融资本。

五是现行城市建设与管理体制存在严重缺陷。过去二十多年大规模城市化建设跑偏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基于中央集权体制条件下的行政体制，导致城市建设与发展事实上严重失控，任由地方政府自由发挥。这种体制在城市建设中有三个严重缺乏：缺乏科学决策机制、缺乏法律约束机制、缺乏公共监督机制，由此导致地方城市建设不仅严重脱离了城市生产力水平，而且造就并保护了一大批体制内外的既得利益群体。比如：为了保护体制内规划、设计机构及国有建筑企业的利益，导致从规划、设计、预算到施工、装饰等各个环节，受到现有政策的保护和权势集团的把控，大大排斥了市场化的竞争因素，导致规划、设计、艺术、产业、环保、公共服务等各方面的人才得不到有机组合，而且巨大的代价换来的是粗制滥造、功能不全的城市。

综上所述，只有通过深入研究、审慎运筹，针对上述问题有良好的破解之策，才能定调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目标、方向及策略，完善城市化及城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否则只能是纸上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