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是如何改变中国命运的？

下篇：以俄为师

我在上文中已经提到，1919年5月4日的学生爱国运动是这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分水岭和转折点。自那以后，中国启蒙知识分子中的一大批重要人物在极度失望之余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对西式自由主义思想文化和西式民主宪政的追求。这一点，颇类上世纪末（1999年5月）美军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在许多原本向往西方的中国青年学生心中造成的创伤，只是80年前的创伤要深重得多，也难以弥合得多。

实际上，这种失望是双重的。

一方面，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使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自认为“彻底认清了帝国主义的虚伪、自私和侵略本性”。例如，在严复看来，西方国家在1919年的行为表明，西方三百年的文明发展最后只归结四句话：自私、杀戮、无耻和堕落；甚至一度颇得国人好感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也被陈独秀斥为只是一门“空头大炮”；李大钊则进一步提出了“把这强盗世界推翻”、“改造强盗世界”的反帝口号……

另一方面，当时最发达国家之间的这场大规模野蛮战争本身打破了西方文明优越完美的神话，将传统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和弊端暴露无余，更加激发了中国人对西方制度的质疑。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一书中为国人描绘了战后欧洲满目疮痍的景象，并宣告西方物质文明和“科学万能之梦”已经破裂。据当年到法国勤工俭学的人士回忆，当他们来到那片心目中“自由、平等、博爱”理念发祥的圣地，亲眼所见的却是杀戮、掠夺和一片片破败的废墟，令他们不由自主地重新思考人类和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仿佛是命运的安排，旧的偶像刚刚破碎，新的替代模式闪亮登场。

在欧洲，战争促使曾经统一的世界社会主义出现分化。一战的爆发使得大多数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公开违背自己的信仰，站到了本国政府一边，支持“保卫祖国”的战争。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民族主义战胜了国际主义。这直接导致了第二国际的破产，此后，主要存在于西欧的趋向于改良、走议会民主路线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与活跃于俄国和东欧的主张激进革命的共产主义运动彻底分道扬镳，由此产生的两大社会主义模式的此消彼长奠定了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格局。

1917年，趁着帝俄军队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一举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不仅彻底改变了俄罗斯的命运，也从此拉开了贯穿整个20世纪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大幕。相比于劫后余生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看起来生机勃勃的苏联以及它所允诺的一个平等公正的新世界，瞬间成了中国精英知识阶层的最新膜拜对象。而当这种新世界的幻象与苏联政府果断宣布废除沙俄时代在中国获得的一切特权和密约的“正义之举”结合在一起时，它的吸引力就变得无法抗拒。

1919年7月，苏联通过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加拉罕发表对话宣言，宣布终止对庚子赔款的权利，并准备放弃沙俄时代在中国的一切其他权益；第二年9月，苏联方面又提出了更具体的建议，两个声明合称为“加拉罕宣言”。它在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的声浪席卷全中国之际所引起的朝野震动，即使穿越一个世纪，我们仍能够感受得到。

于是，“社会主义”成了知识分子日常谈话时最时髦的热词，“以俄为师”则成了没有人能够阻挡的历史潮流。当时的中国报刊上充满了“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惊醒我们苦弟兄”、“苏俄的工人、农民和赤卫军，是世界上最可亲爱的人类”之类的语句，正在广州筹划北伐武装革命的国民党领袖孙中山也宣布，从今以后要“以俄为师”。

在此后一段时期，莫斯科试图以双重接触的政策来支持和壮大中国的社会主义力量：一方面，通过第三国际来暗中支持中国的革命力量；另一方面，通过苏联政府与这些革命力量的敌人——北洋政府——发展友好的正式关系。

1923年至1924年间，加拉罕在北京与中国外交总长顾维钧进行了漫长的谈判，并于1924年最后完成了中苏恢复外交关系的协议，主要内容有三项：1，废除不平等条约；2，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3，中苏共管中东铁路。

尽管苏联领导人出于诸多现实考量，最终不可能真正归还其沙俄祖辈已经占领多年的中国领土，但毕竟还是废除了在华特权，这些举动仍然在中国引发了对苏俄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空前好感。

而对苏联政府和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来说，它们一方面是想要借此打破自己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更重要的是要策动世界范围内的大革命。俄罗斯自身的经验告诉他们，中国作为一个贫弱的大国，是“最容易突破的薄弱环节”。

在第三国际的直接指导和参与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于1920年起在各地酝酿，并于1921年7月在上海正式成立。虽然它注定将在未来彻底改写古老中国的历史，但在起初，苏共和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人经过分析认为，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是当时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共产主义革命现阶段需要团结的盟友。基于这种形势，苏联方面不仅鼓励中共主要负责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促成了现代中国历史教科书上所称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还直接出钱出力，帮助占据广州的国民党培养训练自己的军事力量。可以说，若不是有苏联军事顾问，特别是若不是有那一船经由大连辗转抵穗的军火，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也许就不会有足够的本钱发动著名的“北伐战争”。

作为中国第一个现代政党，中国国民党及其前身同盟会在成立伊始原本是一个西方式政党。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它呈现出逐渐滑落为地下秘密帮派的苗头。但经过此次苏联帮助下的“改组”，国民党从此变身为一个具有浓厚布尔什维克意味的政党。这一次的转型，对以后的中国历史走向产生了难以估量的重要影响。这里顺便提一下，在我看来，国民党完成去布尔什维克化，重新还原为一个现代西方式政党，一直要等到2000年它在台湾失去政权以后。

对于中国孱弱的民族工业来说，一战爆发可谓“天赐良机”，长期徘徊不前的中国民族资本迎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期。惨烈的战争迫使主要工业化国家忙于应付，大大减少了对外资本和贸易输出，外资和进口商品骤减刺激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数据显示，大战以前1903年至1908年，中国平均每年注册工厂为21.1家，1913年至1915年平均为41.3家，1916年至1919年平均高达124.6家。1912年至1920年，中国近代工业的平均增长率达到13.8%。可以说，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掀起了一次工业化和现代化浪潮，经此发展，国家近代工业体系初步形成。

现代经济的蓬勃发展还造就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型工商业者及劳工阶级群体，他们对后来中国社会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单纯的经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