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是如何改变中国命运的？

上篇：告别西方

如果没有远在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部中国现代史完全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整整100年前7、8月间，一战在欧洲爆发。当时的袁世凯政府最初判断它与中国无关，因而试图中立以求自保。中国政府因此在战争打响的第一时间就发表“二十四点声明”，要点是：中国不介入战争，交战国不得占据中国领土或领海，在中国领土或领海交战，不能利用中国领土作为发动进攻的基地。声明还说，交战国的军队和武器如经过中国领土，中国政府将依法予以扣留或没收。

然而，由于主要参战国在中国都有势力范围，注定了发生在遥远欧洲的战争与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袁世凯欲中立而不能。

不用说，首先跳出来的自然又是日本。对于当时正陷于内外交困中的日本政府而言，发生在欧洲的一战提供了巩固和进一步扩张其在东亚的帝国主义利益的绝好机会。它在20年前的甲午战争中得到了朝鲜和台湾，又在10年前的日俄战争中夺取了俄国在满洲的利益。现在，它打算趁西方列强相互厮杀之际从中国身上捞取更多。因此，当听到战争爆发的消息，日本国内许多政客几乎是喜极而泣，认为这是“天佑吾皇”。

1914年8月，欧洲战事刚一爆发，日本就迫不及待地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宣战。8月15日，日本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不迟于9月15日“无条件并无偿地将胶州租借地全部交给日本帝国政府，以便最后将其归还中国。”由于德国未对日方的通牒作出答复，从9月初开始，日军陆续在山东半岛登陆，沿着铁路线向德国在远东的殖民地和海军基地、城防坚固的青岛（德国在1898年取得青岛后在当地的城市基础设施中投入巨大）逼近。从10月中旬开始，6万日军将5千德国守军围困于青岛城内。经过空中和海上交火以及连续7昼夜的炮击后，迫使德军于11月7日投降，交出青岛。

日本的单方面行动完全无视中国政府的声明，意味着中国“中立政策”的破产。事实上，从战争一开始，英国就明确希望中国加入协约国一方。但英国的这一提议遭到了日本政府的强烈反对，因为它担心这将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进而削弱日本作为远东地区领导者和代言人的角色。在与日本进行磋商后，英国政府最后决定，没有征得日本同意前不就中国参战问题进行谈判。

然而，英国的让步并未能阻止日本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冒险。英国曾试图以保护太平洋上英国商业航运免受德国军舰袭击为由限制日本参与海上行动，但正处于迅速崛起中的日本根本不愿意接受这些限制。而且，随着战事的深入，深陷欧洲战场不能自拔的英国越来越需要日本的帮助。

因此，在整个事件中，中国几乎孤立无援。交战的双方均全神贯注于欧洲战场，在青岛之战败于日军的德国自不待言，此时已无暇腾出手来照顾远东利益的英国、法国和俄国也都默认了日本的行动。惟有尚未卷入战争的美国给予了中国一些同情，但即便是它，也将关注重心放在了欧洲，不愿意为了中国而与日本发生直接对抗。

眼看得不到西方列强的援手，袁世凯政府不得不表达了与日方谈判的意愿。作为北洋政府默认日本占领的回报，他希望日本政府能够严格控制在日本的中国革命党人——“二次革命”失败后的孙中山当时正流亡日本，海外反袁势力正筹划着更大的武装革命。

1915年春天，经过长达84天、25次正式和20次非正式谈判——期间北洋政府年轻的外交官顾维钧故意将中日谈判内容泄露给美国公使保罗·芮恩施（PaulReinsch），致使美国政府和威尔逊（WoodrowWilson）总统出面干预，并迫使日本放弃了一些要求，袁世凯政府秘密接受了日方主导的协议，也就是著名的“二十条”。5月9日，当时的外交总长陆征祥和次长曹汝霖代表中国政府前往日本使馆签署协议。

到1917年8月14日，在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敦促下，当时的北洋政府段祺瑞内阁终于站到战局已明显占优势的协约国一边，对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但当时的中国，南北两个政府对峙，各省军阀割据，根本没有能力派兵到欧洲参战。恰好此时英法两国因战事吃紧，人力资源极度匮乏，北洋政府便实行“以工代兵”政策，为西线输送了14多万名劳工，参加战地后勤工作。实际上，早在中国正式参战之前的半年里，已有华工陆续前往法国前线服役。他们流汗流血，死亡和失踪者达数千人（其中2000华工的骨骸葬在了法国），是中国为对协约国的最大贡献。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参与的对外战争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胜利的战争，战胜国的地位极大增强了几十年来饱受欺凌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战后，一方面，从比大清帝国更为古老的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的土耳其共和国等新生独立国家的事例激励着国人；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的尊重殖民地人民要求、大小国家互相保证政治独立及领土完整的著名的“十四点和平原则”，更是令国人神往。

1919年1月，英、法、美等主要战胜国主持召开巴黎和会，安排战后国际秩序。中国以战胜国姿态出席这次国际会议，中方拟定了破除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取消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撤退外国军队、停付庚子赔款等内容的提案，并制定了“联美制日”的外交策略。然而，北京政府的代表一到巴黎，受到的便是“二等代表”的对待，强国首脑对他们近乎不理不睬。尽管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据理力争，但所提要求大部分都没有实现。其中的焦点便是中国代表要求收回山东权益，日本却要据为己有作为参战的报酬。英法两国因为在战争中途为求日本海军潜艇进入地中海对德作战等事宜秘密许诺过日本，所以均支持日本的要求。满腔理想主义热忱出现在巴黎会议上的美国一开始对中国表达了强烈同期，但最终由于对整个和会失望之极而拂袖而去，重新回归传统的孤立主义对外政策。这还导致前文提到过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认为美国政府背信弃义，一怒辞职。

最后一个可以依靠的友邦的离去，终于使得中国的外交努力彻底归于失败。即便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巴黎和会通过的《凡尔赛协议》上签字，甚至愤而退场，也丝毫不能改变这一屈辱结果。

在巴黎，中国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筹码，成了列强们肮脏交易的牺牲品。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将近一个世纪以后回头再看，正是从那一刻起，西方永远地失去了中国。从那一刻起，西方的自由主义政治模式在中国再也没有恢复过曾经那么诱人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