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是如何改变中国命运的？

1919年5月3日那天是星期六。傍晚，北京各所学校照例结束一周的教学，宣布第二天放假。此时，突然传来远在巴黎参加和平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外交努力失败的消息。北京大学学生连夜开会，决定发起组织请愿示威。

第二天中午，北京12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涌到紫禁城前的天安门广场。抗议巴黎和会的结果，同时抗议安福系政府秘密应允日本势力留在胶东半岛的卖国行径。学生们首先发表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讲演，一部分人试图游行到中南海向大总统徐世昌请愿，遭到警察拦阻。游行队伍随后朝东折进东交民巷，向美国公使馆递交陈词，希望素来对中国友善的美国政府主持公道，但吃了闭门羹。另一些人一怒之下又冲到前外交次长曹汝霖在城东赵家楼的府邸，大骂“卖国贼”，并放火烧毁了曹宅。

北洋政府动用武力逮捕了许多学生，但这非但没有吓到他们和他们的同学们，反而激起了北京学生更大的斗志。北京发生的事件很快就传遍全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唤醒了所有爱国民众。几天里，全国有200多个地方爆发了空前的学潮；在经济中心城市上海，主要商业街区商人罢市一周，大约40家工厂的工人罢工，甚至连从来很少抛头露面的妇女们都走上街头声援北京学生……不久，北洋政府被迫做出让步，被逮捕的全部1100多名学生以胜利者的姿态昂首阔步走出监狱。

这便是现代中国无人不知的著名的“五四运动”——一场未经事先谋划的的大规模知识分子运动。它第一次在中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民族主义浪潮，并对现代中国的命运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深远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五四运动”具有广义和狭义的两个含义，它们之间既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又有显而易见的差别。广义的“五四运动”被用来概括一个时代，亦即以1915年9月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为标志的一场旨在传播“民主”、“科学”等现代思想的“新文化运动”，其中还夹杂着“文学革命”等庞杂内容，差不多一直延续到1926-1927年国民党北伐以及国共决裂（《新青年》杂志本身亦停刊于1927年7月）；狭义的“五四运动”便是指以1919年5月4日当天的事件为标志的反帝爱国运动，它孕育了帝国时代的中国从未有过的鲜明的现代民族主义内容。

5月4日的学生示威活动也是这场后来被统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自此以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由思想文化启蒙变质为现实政治动员，它的内部也因此而出现分裂。相当一部分“新文化运动”的干将——胡适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虽然同情学生的主张并在事件发生后积极营救被捕学生，但实际上却并不全力支持5月4日的那场运动本身，后来的历史演进也的确一步步验证了他们当初的想法。

自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唤醒当时的知识精英和执政当局，拉开了中国自主现代化运动的大幕以后，几乎每一个重要事件——从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到清廷预备立宪，辛亥革命爆发，直至“五四运动”——都是下一个历史阶段的逻辑起点，而下一个历史阶段的逐渐展开又似乎必然地将中国社会推到下一个重大事件的节点上……一环紧套一环，无处遁逃，令人不由得不相信我在上一篇文章里批驳过的历史决定论（陈季冰《遥想一百年前欧洲的那个夏天》，见2014年8月4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

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日益激进化的过程，“五四运动”则是这条百年历史链条上决定性的一环，它赋予这条激进化之路以一个崭新的方向，并彻底改变了现代中国历史的航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