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集团创始人荣毅仁：获邓小平钦点挂帅 为改革开放开路

中信缘起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邓小平、叶剑英和王震在一次谈话中一致赞成，请出荣毅仁这样富有企业经营实际管理经验的原工商界人士出来工作，为对外开放事业发挥作用

回溯中信的历史，首先回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原点——1978年。

改革开放伊始，国家百业待兴，“大干快上”、“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几乎成为当时中国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共同的目标和口号，中央也制定了第三次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的方针。

1978年，国务院有关部门签署了22个成套设备项目的进口协定，共需外汇130亿美元。而1977年末，中国的外汇储备仅为9.52亿美元，到了1978年末，仅为1.67亿美元。外汇支付存在明显缺口。

此前，新中国曾两次大规模引进技术设备，一次是依靠苏联的借贷，用资源物资作为偿还的保障，一次是采用延期、分期付款和补偿贸易的手段。由于长期受到“左”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理念深入人心，负债经营在中国被视为禁区，第二次引进时，中国仍然不敢借贷，这极大地限制了引进规模。

同样的问题，使得第三次大规模引进设备的执行急速刹车。经济发展遭遇的寒流不仅仅来自国家财政的窘迫，更来自体制的缺陷和弊端。

而上述两块短板的改造，在当时严密和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内部是无法破题的。中国需要用一股体制边缘的力量，撬动体制变革。

根据中国前国家副主席王震的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邓小平、叶剑英和他在一次谈话中一致赞成，请出荣毅仁这样富有企业经营实际管理经验的原工商界人士出来工作，为对外开放事业发挥作用。

此后，邓小平在著名的“火锅宴”中向荣毅仁提出要求：要自己主持单位，多搞对外开放和经济工作;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来考虑签订合同;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完全排除行政干扰;有权接受合理任务，拒绝不合理要求。

这无疑是邓小平代表中央给荣毅仁的一柄尚方宝剑。之后100天，经过反复思考和再三斟酌，荣毅仁将成立“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想法写信告知中共高层，很快获得批准，只是名字调整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关于中信的地位，当时国务院的说法是“国务院直属机构，比照中国银行”。地位的体现有多种形式，其中最重要的是看公司印章的级别，中国银行使用的是最高级的“国徽印章”。

中信公司筹备组的人意识到，如果中信也能使用这种印章，对将来的发展很有帮助。

因此，筹备组成员之一的叶选基，抓紧去中国银行北京办事处，盖了三个中国银行的大印，请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批准中信参照制作。据悉，谷牧当时一想，既然国务院定了中信公司地位比照中国银行，遂大笔一挥同意了叶选基的请求。

叶选基向《财经》记者回忆说，两个月后，他在中南海遇到谷牧，谷牧埋怨叶选基把他害惨了，别人都埋怨他“怎么能给中信国徽章”。而在中信，总算据此形成既成事实，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特殊的带国徽的公章，都是中信身份特殊的最好说明之一。

打开局面

刚刚开放的中国遭遇到最令人啼笑皆非的窘境，客人来了没地方住，没地方办公谈生意。这一窘境后来催生出中信公司的第一桶金

“什么是市场经济的经营方式，怎么做，其实谁都没有经验。”常振明对《财经》记者说。

成立之初，中信公司并没有立即获得财政拨款，初始运营的资金由荣毅仁个人提供，因此，公司常常在资金运用上捉襟见肘，这也逼着中信公司必须“自谋出路”。

据一位参与公司筹建和初创的人士回忆，虽然公司名叫信托投资公司，但具体做什么业务大家都不清楚，公司刚成立，多以接待来华考察的外国人员，为国内外企业“牵线搭桥”。

刚刚开放的中国遭遇到最令人啼笑皆非的窘境，客人来了没地方住，没地方办公谈生意。这一窘境后来催生出中信公司的第一桶金。

1979年中信公司成立时，前瞻性地设立了房地产部，明确把房地产作为商品经营。

当时，中国城镇国有土地实行的是单一行政划拨制度，土地使用权不能在土地使用者之间流转，从事房地产经营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典型做法。

荣毅仁看到了改革开放后外商大量涌入所产生的居住和办公需求，决定突破制度束缚，按照“自己筹资、自己经营、自己建造”的方针，投资建设了北京国际大厦。这是中国第一座高档涉外商务办公楼。

据当时参与建设的原中信公司房地产部副总经理叶选基回忆，中信当时还取得一个突破，就是在国际大厦建成后，按照市场定价的方式，出租给了98家外国公司，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租金等于成本加一定利润的惯例。

由于采用市场定价，高额的租金让中信很快收回了投资，并尝到了按照市场原则办事的甜头。

如果说房地产业务率先起步让中信获得安身立命之本，随后中信公司发债融资则建立了中国企业与国际资本市场桥梁，为中国筹集到了宝贵的资金。

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22项重点工程之一的江苏仪征化纤项目一期工程因资金不足濒临停工，中信公司提出海外发债的解决方案。

1982年1月，中信公司在日本成功发行了100亿日元私募债券，救活了仪征化纤项目。

这让中信公司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在境外融资的发行体。这一投融资模式被称为“仪征模式”。

当时，中国几乎没有能称得上公司的企业，法律制度亦不健全，为打消海外投资人的疑虑，企业进行债券融资都需政府背书，进行债券融资。

改革开放初期，中信不仅利用自身优势帮助国内大型项目融资，而且率先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在上世纪80年代，中外合作租赁公司累计为中国引进外资达20亿美元。

同时，中信为促进中外政府、企业的相互了解，组建中国第一家专业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并在1984年与英国郎曼公司合作出版了《中国投资指南》。这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完整地向境外介绍中国对外开放有关政策法规的书籍。

这些创举不仅建立了中外经济合作的桥梁，更为国内相关行业的创建起到了重要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