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悲剧(上)——欧洲“伊斯兰化”与“多元文化”的失败

“多元文化”的失败

2010年10月，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在自己所属政党的一次集会上令人吃惊地宣布， 德国构建多元文化社会、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起快乐生活的努力已经“彻底失败”。这并不是说默克尔主张封闭和排外，她同时说，德国欢迎外国移民，但他们必须学习德语，接受德国文化，以便能够在学校正常生活学习、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不说德语，就不能融入德国社会。”

在强调“政治正确”的西方社会，默克尔是第一个站出来发表这种观点的政治家，她的大胆言论立刻赢得了欧盟另外两大国领导人——英国首相卡梅伦和当时的法国总统萨科齐(Nicolas Sarkozy)的强烈附和。

2011年2月，卡梅伦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一个国际安全会议上对在英国和欧洲存在了30年的“多元文化”发出了猛烈而系统的攻击。他认为这种文化助长了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直接催生了本土伊斯兰恐怖主义。

卡梅伦说，英国必须奉行“强有力的自由主义”政策，把平等、法治和言论自由的价值观推广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所有在英国的移民必须讲英语，学校必须向学生讲授英国的共同文化。他警告穆斯林团体，如果他们不支持妇女权益并推动融合，就会彻底失去政府的资助。卡梅伦指出，英国必须铲除国内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根源。“我们没能(向穆斯林青年)描绘一种他们愿意归属的社会前景。我们甚至容忍那些行为与我们的价值观相悖的封闭群体。所有这些原因使得一些穆斯林青年感到无所依托。在寻找归属和信仰的过程中，他们可能会落入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陷阱。”

之后，卡梅伦不止一次地刻意强调自己对英国的基督教文化的认同。他在一场复活节招待会上表示，他对自己是一名基督徒感到骄傲，并为自己的孩子在一家教会学校读书感到骄傲。他还在一份教会报纸上发表的文章称他自己是“英国国教圣公会的一员”，并认为英国“应该对其基督教国家的地位更加自信”…… 卡梅伦的这种“宣誓”折射的是欧洲人的普遍焦虑：201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虽然基督教仍是英国最大宗教，但把自己称为基督徒的人从2001年占人口近72%的比例下降到了不到60%。

萨科齐更加积极地付诸行动，在他的竭力倡导下，法国于2011年通过的一项法律，禁止穆斯林女性在任何公共场合佩戴伊斯兰面纱和罩袍。此后，戴高乐机场还发生了拒绝脱掉面纱的中东女性遭禁止入境的事件。萨科齐用更强硬的话语重复了默克尔的观点，穆斯林必须“融合到单一社会里，这个单一社会就是法国这社会……如果你不想接受它，在法国你将不受欢迎。”

不论默克尔、卡梅伦和萨科齐的主张正确与否，欧盟内部最重要的三大国的领袖不约而同地向“多元文化”开火，说明文化价值分裂不仅已是当代欧洲普遍面临的困境，而且也日益凸显为迫在眉睫的现实威胁。自那以后，越来越多的欧洲人试图就这类传统上的“禁忌话题”展开严肃的讨论。也许是受到邻近大国的鼓舞，2003年，瑞士经全民公决后通过禁止建造清真寺宣礼塔的法令。但总的来说，欧洲社会舆论对这类问题的回应并不热烈。

所谓“多元文化社会”，根据前英国工党劳工大臣、欧盟委员会主席罗伊·詹金斯(RoyHarrisJenkins)在20世纪60年代时所下的定义，它尊重“相互包容的环境中的文化多样性”。更简单地说，官方对公民的宗教身份认同的不加关心，并相信不同宗教背景的人在同一个政府之下能够和睦相处。

作为一种自由主义政治理想，“多元文化社会”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但它毫无依据地将所有宗教都假设为经历过现代化洗礼之后的基督教。有人正确地指出，提倡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在欧洲社会已是根深蒂固，按照这种世俗主义的观点，宗教信仰是个体或私人行为，因而应当允许包括穆斯林在内的各团体信奉自己的宗教，但这些宗教信仰应与公众和政治生活毫不相干。这是“多元文化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石，但这很可能只是欧洲人的一厢情愿，因为在这个基本出发点上，穆斯林与欧洲的传统认同与文化差异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欧洲人希望欧洲穆斯林既能保持原来的宗教，又能将其限制在私人领域，不干涉政治性的公共事务。对于许多穆斯林来说，这种“政”与“教”之间区分是荒谬和难以理解的。许多人期待穆斯林会改变，但穆斯林却很难妥协并以此为傲。在他们看来，正是这种不愿向世俗化压力妥协的坚守，使穆斯林社会充满生机并与众不同。事实证明，穆斯林有效抵制了使其宗教沦为私人活动的各种世俗化努力。

事实上，健忘的欧洲人可能已经记不得了，在欧洲，争取政教分离的斗争经历了一段导致几十万颗人头落地的血泪史，想想“30年战争”吧!驯服宗教，将它严格限制在公共政治边界之外，这项启蒙事业即便对欧洲来说也不是太久远的历史，而且现在看来也不见得真如想像般那么美妙。

正如卡梅伦所看到的，在欧洲许多国家，穆斯林与主流社会隔离开来。年轻一代则通过家庭(传统习俗)安排，与共同宗教和种族背景、特别是祖国来的人结成配偶。这样一来，他们便在新的祖国建立了一个个事实上的“独立社区”。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中，人们不再共享文化、宗教、甚至国籍和语言，各自独立的社区越来越突出了族群文化的符号特征。而如果没有共同的文化粘合剂的存在，这些欧洲国家最终必将四分五裂——这种分裂不同于传统的领土分裂，而是因文化价值而导致的社会分裂。

年轻的第二代穆斯林移民所表现出来的对本族群宗教身份的自我强化，表面上看似乎相当出人意料，其实是不难理解的。他们的父母虽然逃离了故国的专制政权，但以往生活的经验使他们倾向于顺从权力——在欧洲，也就是服从西方主流价值。而年轻一代的内心已经接受了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叛逆”恰恰正是他们已经”英国化”或”法国化”的标志。但当他们因叛逆而需要刻意寻求主流之外的精神认同时，最唾手可得的资源便是来自父辈祖国的宗教。对这些穆斯林第二代来说，伊斯兰教极端主义有点像土生土长的英国和法国白人问题青少年那里的酒精和毒品。

而作为一种催化剂，欧洲穆斯林的高失业率——在许多国家通常三倍于平均水平——则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社会边缘化和文化自我隔离。孤立和贫困所催生出来的愤怒，使得穆斯林聚居的法国城郊和英国都市移民区变成一个个火药桶，那里的年轻人很容易被各种激进思潮——不仅宗教，也包括政治极端主义——引入歧途。

结语

什么样的文化政策才能使价值观明显不同的族群和谐地(或至少相安无事地)生活在同一个国度?这是一个问题，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将它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

默克尔、卡梅伦和萨科齐已经看到了当前欧洲复杂的文化危机的症结所在，但他们并没有能够开出对症下药的处方。一方面，这已是一个积重难返的老问题，而且民主政治下的选票压力很可能使占据相对人口优势的穆斯林社团在老龄化、出生率低下的西欧国家赢得越来越大的政策话语权。另一方面，正如一些人敏锐地警告的，简单的文化说教，或者像卡梅伦那样强化所谓的“基督教认同”，效果也许只会适得其反。因为这相当于不停地提醒那些来自穆斯林国家的移民：“你们是‘穆斯林’，不同于这里其他所有人”。那么，他们当中许多原本并没有虔诚宗教信仰的人可能真会开始把自己当作“穆斯林”。在这样的情况下，削减相关政府资金，驳回或限制那些与宗教或种族符号相关的政策诉求，必定会招致更多的怨恨。这有可能形成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