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后视镜”里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作为这家尚在十月怀胎中的金融机构的头号挑战对象，世界银行倒是表现出了足够的大度，它的前任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和现任首席经济学家考希克·巴苏都曾表示，世行支持金砖国家设立联合开发银行，并愿意与之分享其国际运营知识，甚至找机会开展诸如联合融资之类的合作。今年7月下旬，现任世行行长金墉在访问印度并会晤印度新总理莫迪后表示，世界银行乐见金砖国家联手成立开发银行，并准备好提供技术协助。“我们唯一的竞争是对抗贫穷。”他对记者表示。“对任何银行或机构设法应对基建投资问题以抗贫的举措，我们都很欢迎。”

但他们都同时提醒，这是一项“艰巨任务”，会面临各种障碍。这里顺便要提一下，实际上，金砖五国本身从世行获得的贷款额就很可观，仅2011年批准的新贷款就超过70亿美元。而且，这些贷款背后的项目之间很可能存在着竞争关系。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是在金砖应急基金成立的第一时间就向这个潜在的竞争对手周三发去热烈祝贺。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声明中称，IMF愿与金砖国家在该基金方面进行合作。“IMF工作人员将会很高兴与负责该项目的金砖国家团队合作，以加强国际安全网各部分之间的合作。”

不难看出，“金砖开发银行”这样的国际机构要想充分发挥作用，必须有一种极为重要的前提，即在框架原则确定以后，它在具体业务的决策方面应该拥有无需听命于各国政府的高度独立性。毋庸讳言，相对于掌控着世界银行和IMF的美国和欧洲，金砖五国的国内政治现状并不能很好地支持这家银行的独立运作。事实上，我们还可以说，这正是美欧牢牢把持世行和IMF主导权的主要理由之一。

类似的窘迫在一定程度上同样存在于“金砖应急基金”（以前更多地称“金砖金融安全网”）的设立和运作上。

预计这个以IMF为现成模板的机构将在新兴国家发生金融风险和危机来临时扮演“救火队长”的角色，这一构想的最初提出是在2012年6月，直接的动因可能是因为之前IMF的投票权改革未能充分满足新兴经济体谋求更多话语权的期待。

目前，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为24.5%，而它们在IMF的投票权却仅有10.3%。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IMF的投票权不仅远低于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甚至都低于德、法、英三国！相比之下，仅占全球18%产值的欧洲国家却拥有27.5%的配额。而且，IMF总裁一职由欧洲人把持，而世界银行行长通常由美国人担任。为了让大型新兴市场国家在IMF获得与它们在全球经济中的权重更相称的话语权，按照2010年各方达成一致的改革方案，IMF的资本将倍增至7200亿美元，并向新兴国家转让6个百分点的配额。但即使是这个极其不到位的改革方案，美国国会拖了4年仍未批准。

到当年11月，五国开始正式讨论建立一个外汇储备池，以应对金砖国家内部的短期流动性压力。这个储备池最初构想的金额高达2400亿美元，正好与2012年5月扩大之后的“东盟+3”国家清迈倡议(Chiang Mai Initiative)的规模相同。后者是一个由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构成的金融稳定网络，主要由中国和日本促成。它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当时IMF因援助力度不够而广受批评。

尽管一谈就是两年，但“金砖应急基金”得以正式成立，也算是本次峰会除金砖银行之外的另一项重要的成果。但是，不仅规模较之此前商讨的大大缩水，许多问题依然悬而未决。例如未来“应急基金”将采用什么样的运营架构以及如何管理和操作？五国领导人和他们的财经团队迄今仍未有只字片语提及。

分析人士认为，之所以“金砖应急基金”的孕育晚于“金砖开发银行”，但却能够更早谈妥，根本原因在于：它不像后者，并不是一个每天都在开展具体业务的金融实体；领导人们口头所承诺的出资也不需要立即到位。只有到了有需要时，这个机制才会启动。但何种情况能够列入这一“应急基金”需要救助的范畴，至今不得而知。作为各国央行之间的临时性合作，它的实际意义可能很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