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何以突围广东第三城？

（图片来源：摄图网）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战略星球，作者：彭臣

东莞是一匹黑马，横空出世。这么说，或许不够全面。

10月23日，上海高校智库“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发布《中国城市社会发展指数暨百强榜(2019)》，东莞赫然在列，排名第11位，仅次于武汉。佛山紧随其后，排名第12位。

同样的，9月4日，“DT财经”发布了《2019中国青年理想城报告》，用“青和力”来指代一座城市吸引年轻人的能力。东莞排名全国第13位，省内仅次于深圳(3)、广州(4)，而佛山则排在全国第18位。

尽管佛山的经济总量排名一直在东莞前面，但近期这两份榜单，从社会综合发展和对青年人的吸引力两个方面，不约而同地将东莞置于了佛山之前。

于是，有人说东莞是一匹蹿出的“黑马”。但我认为，东莞还是一头“慢牛”。尽管在发展中受到多次波折，但依然朝着自己的目标踏实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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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和佛山杠上了

回到省内排名，各类排行榜，深圳、广州向来都是说一不二，而东莞和佛山则在第三与第四之间徘徊。

此次“青和力”排名，东莞领跑其它众兄弟城市，超越经济实力全省第三的佛山，也不禁让人想到2017年东莞跻身全国新一线城市行列，而佛山落选时，大部分人觉得不可思议。

长期以来，佛山和东莞两座城市经常被外界拿来比较。近几年，两座城市也都将迈入「GDP万亿俱乐部」作为头号战略目标，并打出从“制造”向“智造”转型的旗帜，在争夺广东省域“第三城”，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第五城”的道路上，可谓是杠上了。

毫无疑问，佛山GDP将率先破万亿，但东莞势头超级猛。2018年，佛山GDP为9935.88亿，比上年增长6.3%，总量全省第三，增速全省第八;东莞GDP为8278.59亿，比上年增长7.4%，总量全省第四，增速全省第五。

这一状态在2019年广东省上半年各城市GDP排名中也有显露。

显然，东莞已经开始挑战佛山的“广东第三城”地位。按照这样的增长速度，到2025年前后，东莞大概率会后来居上，逆袭自己的劲敌——拥有顺德和南海“两只小虎”的佛山。

当然，经济总量指标是历史数据，不能代表两座城市未来的发展潜力，一座城市的底气也从来不仅仅依靠经济数据来支撑。

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背景下，深圳与东莞的关系更加紧密。当前，深圳已经成为广东省乃至全国的科技创新和研发中心，它需要像东莞这样的经济“腹地”去扩张自己，而这也带给东莞巨大的发展机遇。用经济学家张五常的话来说：“深圳+东莞未来或超越硅谷，将成为地球经济中心”。

▲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11城市主要数据对比

(数据来源：正略咨询，整理自广东省统计局、香港金管局、澳门经济局。

注：“财政收入与支出”均未包含卖地收入;“人口”依据某大型通信运营商统计的1个常住人口拥有1.22部电话推算系而来。)

夹在广深两座一线城市中间，东莞没有在“虹吸”中消失，反而找到自己的战略定位，形成与深圳的协同发展，借助区位优势进行产业转型与升级，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和创业机会，增强对年轻人的吸引力。

2000年东莞的GDP总量为490亿，仅为佛山的一半左右，而2018年已经是佛山的83.32%，18年间，东莞的GDP规模增长超过了1590%，高居全省第一。

当然，东莞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不单纯是地缘优势与产业发展，还在于其相对低的房价收入比。

以2019年上半年的数据为例，东莞的住房均价不到广州的1/2、深圳的1/3，但平均收入已有广深的70%，13.4的房价收入比远低于16.8的广州和36.1的深圳，也使其成为珠三角经济区最早、最优的掘金城市之一。

反观佛山，虽然制造业极强，房地产均价比东莞低，也拥有东莞缺少的世界500强企业。但是，在“广佛同城”战略下，广佛两座城市真的能够共同发展吗?毕竟东莞与深圳的“协同发展”意味着互补，而广州与佛山的“共同发展”难免带有竞争的意味。

虽然东莞与佛山的GDP和汇聚资金总量还有差距，但人口和财政收支已经远远超过，加上深圳不断外溢的产业和人才资源，东莞的发展潜力值得期待，而这种期待还应该追溯到更久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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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东莞发展的原动力

时间拉回到70年前，据《东莞市志》记载，新中国刚刚成立时，东莞还是广东东江行政区下属的农业县，全市户籍人口111.23万人，下辖3个县辖市(莞城、石龙和太平)、8个行政区和万顷沙特别行政区，形成“一县三市多区”的格局，全部建成区面积仅4.98平方公里。

当时，东莞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只有一些传统的五金机械、烟花炮竹、草织、腊肠等加工厂，地区生产总值仅有6.11亿元，财政收入也只能按千万级计算。农业劳动力人口超过80%，工业产值仅占总产值的30%，工业企业不到400家，完全劳动力日收入最低仅有几分钱，大量青年为了生存只能铤而走险偷渡去往香港。当时的东莞流传着一句顺口溜：青年走光，田地丢荒，干部难当，老人惊慌。

这一状态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前夜。

1、从农业县到工业县：农村工业化实践

改革开放后，东莞迎来第一次城市发展战略转型。1978年，国际产业结构调整进入关键时期，国家审时度势，支持沿海地区发展国际加工业务。7月，国务院发布《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毗邻港澳、华侨及港澳同胞众多的东莞迎来了一场春雨。

借着政策的东风和地缘优势，东莞冲破藩篱，大胆先试先行。1978年9月15日，全国首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在东莞县应运而生。仅仅3个月后，工人们惊奇的发现，自己的工资翻了10倍。

自此，开展“三来一补”业务的帷幕徐徐拉开。一时间，大量企业在东莞选址建厂，“三来一补，两头在外”的代工生产模式蔚然成风。五年时间，投产企业达1000多家，在当时难以想象!

随之，东莞经济也一路腾飞，从1978年到1987年，GDP十年翻了3倍，年均增长超过了20%，发展势头一时无两。

阴差阳错，“农村包围城市”。追根溯源，一座城市必定从农村发展而来，而发展最弱的往往也是农村地区。城乡发展不平衡，这是所有城市的通病。然而，东莞的“城里人”却几乎没什么优越感。因为在这座城市，“乡”领先于“城”。

建市之前，东莞县以莞城为中心城区，但这仅仅是城市生活中心却并非产业和经济中心。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东莞普遍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城市中更是缺少充足且廉价的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东莞县委果断提出利用农村祠堂、会堂、食堂(又称“三堂”)、仓库等为厂房，加强农村和乡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带动了农村地区的工业化发展。这在当时被称为“借船出海”、“借鸡生蛋”。

农村工业化使得原本比城市封闭落后的乡镇、农村地区一跃成为东莞建立庞大外向型工业体系的基础。这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模式， 虽说最初是不得已而为之，但1984年与1978年相比，东莞全县生产总值增长2.44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12.94倍。实践证明，东莞这条路走对了。

这样的成就，为后来东莞建市后依然坚持以镇为中心的行政区划埋下伏笔。

2、从工业县到工业市：遍地开花的机与危

1985年2月，东莞被列为国家沿海经济开放区。7个月后，由于原有的城镇化规模很难再适应工业快速发展的需要，国务院同意设置东莞市，并在三年后升格为地级市。由此，东莞结束了长达1000多年的县级建制历史。

新成立的东莞市并没有在市和镇中间设县一级行政区划，而是市直管32个镇街，这种“直筒子”管理模式和分散化发展方式创造了东莞工业化发展的奇迹，但“村村像城镇，镇镇像农村”的城市形态对后来东莞“都市化”形象影响巨大。

东莞升格为地级市后，制定的第一个战略目标就是“超前”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交通、电力、通讯等工业基础设施，奠定了坚实的硬件基础。据统计，从1981年到1995年，东莞以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为重点的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338.14亿元。

但此时，南方城市干部群众“左”的思想困扰还未得以完全解除，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东莞的制造业发展。直到1992年春，“南方谈话”发表，思想解放，东莞发展“三来一补”、走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的问题，才得到充分肯定。

此后的东莞无疑成为城市分散化发展模式的典范，走在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上，开创“东莞模式”，一跃成为“广东四小虎”之一。

然而，东莞经济虽说遍地开花、如日中天，但也暗流汹涌，危机四伏。以“三来一补”外向型经济为支撑所形成的IT、服装、家具、灯饰和皮革等多个“产业族群”，看似辉煌，但背后诸多的不确定性，现在想想着实令人胆寒。

东莞站在深圳的背后，自然占了不少便宜，加上香港的加持，构成超级“前店后厂”格局，这成为东莞腾飞的基石。但站在今天来看，地缘优势固然非常重要，但并非是一座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三来一补”的红利还能持续多久，也打上了问号。本质上，当时的东莞所谓的“世界工厂”，不过是扮演着全球“装配工”的角色，所有的成就并不是建立在东莞自己的品牌和技术之上，更多是基于地利的机遇罢了。针对这一现象，王志纲老师也曾说：这种“借腹生子”的经济形态令人担忧。

在大力推进农村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带动了东莞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也使得外来投资大幅增加，经济总量连续跃上几个台阶。1995年，东莞的外贸达到辉煌顶点，当年的进出口总额达到1285.31亿元，而同年全市GDP总量仅为296.29亿元，外向依存度达到433.8%的历史最高值。

幸运的是，这些担忧发生了但也都基本被化解。东莞已经认识到“订单主导型”经济具有的危险性，于是开始向着“生产者主导型”转变，希望能够改变制造业资本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劳动密集与资金技术密集型相结合转变。但事实上，东莞本土的资本已经嗅到，当时的东莞最需要的也许不是“三来一补”，而是将这个“经济发达的文化沙漠”变的更有人情味儿。于是，大量的资金涌入房地产、酒店、物流等行业，东莞的第三产业开始了。

2007年，东莞市政府也开始有意塑造东莞的城市文化和艺术品质，提出了打造“音乐剧之都”愿景，并在东城、塘厦、望牛墩建了3个音乐剧生产基地，甚至成为目前全国唯一一个举办音乐剧节的城市。但这在当时，几乎所有媒体都当作笑话来看，一个没有“都市”的大工厂，哪里来的高雅艺术?

如今，“音乐剧之都”这张城市名片虽然暂时还没有成功打出去，但政府的意识和行动已经使这座城市的文化艺术氛围比以前有了质的提升。

《纽约时报》曾这样介绍此时的东莞：“你可能从来没听过这个城市，但是它的1000万人口正在填充你的衣柜，别的不提，在美国销售的运动鞋中，有40%来自东莞”。全球平均每5个人就有1人身着东莞产的毛衣，全球48%的耐克鞋产自东莞，全球每10副眼镜就有一副是在东莞生产，全球70%的鼠标、键盘、电容器产自东莞。毫无疑问，东莞已然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

无论如何，2008年之前，东莞的成就举世瞩目。同时，政府层面也在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双转型”，力图使产业链向高端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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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外而内：东莞的下半场

说起东莞的下半场，其实从19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就已经开始。这也成为东莞“三来一补”模式和产业转型的一大拐点。

东莞从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到再次抓住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以发展电子信息产业(IT产业)为抓手，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建立了以IT产业为主导的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基础，使东莞的产业结构迅速得到调整优化。

1996年至2001年，东莞市外贸出口总额连续六年保持在全国各大中城市第三位，仅次于深圳和上海，为国家提供外汇顺差197.83亿美元，相当于国家新增外汇储备14.27%。2001年末，东莞拥有IT产业企业3000多家，出口总额86.4亿美元，占东莞出口总额的45.5%。

2006年前后，东莞市开始有意识布局产业的转型升级。但正在东莞雄心勃勃力图超越佛山，成为“第三城”的时刻，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打乱了东莞的步伐。而东莞的转型升级也变得更加迫切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迅速蔓延全球，高度依赖外贸经济的东莞发展陷入停滞，仅2009年一季度，东莞经济增速前所未有地跌到-2.3%。150万工人，3600家港台企业从东莞撤离，大量企业缩减生产规模甚至破产，人去楼空，东莞厂房出售情况也进入寒冬，直到2012年，东莞地区生产总值持续下滑，城市排名跌至第22位。

作为中国外向型经济的缩影，这一迎头痛击，似乎宣告东莞的一个时代结束了。但是，每一次危机，对于东莞来说也都是发展的“良机”。

经济危机期间，很多的工厂停工，产业工人严重过剩，大量待业的工人支撑起东莞“服务业”的空前发展，也造就出东莞五星级酒店数量仅次于北京和上海的巨大体量。

2013年，在事件爆出之前，东莞已经有所察觉。为了塑造新的形象，在央视《新闻30分》后、《新闻联播》前等几个黄金时段，投放约10秒的宣传广告，前后持续3个月，不料尚未播完，东莞的“性产业”就被央视新闻频道曝光。

尽管2013年东莞顺利度过经济危机增长速度回升到9.8%，但明显 这样的成就已经被淹没在“扫黄事件”的舆论中。对外界来说，东莞三十多年来打造的“世界工厂”名号甚至没有“性都”的形象更广为人知。

原本2013年东莞经济总量与佛山的差距已经下降到2011年以来最低水平，但这一事件的影响又带给佛山一个拐点。

▲ 数据来源：根据佛山、东莞统计公报整理。

站在产业转型升级关键时期的东莞，2014年开始，转型之路更是快马加鞭。

经历阵痛之后的东莞，产业升级转型更是迫在眉睫，而这一次，东莞又赶上互联网的下半场——移动互联网的“风口”。通过不断淘汰低端落后产业，引进战略性创新机构和新兴高端产业，东莞成为智能手机生产重镇，诞生了OPPO和VIVO这样的行业领军企业，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

在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利用周边广州深圳的地缘优势将互联网赋能制造业，东莞开始从制造到“智造”和创造转变，从低端的加工逐步升级到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电子信息产业，从规划方向和营商环境上吸引龙头企业入驻。2018年，华为终端公司的总部落户东莞松山湖，使得前拥深圳和香港、背靠广州的东莞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中的地缘优势更加明显，在成为国际“智造”中心的道路上有了更多加持。

地缘优势在东莞发展中的位置举足轻重，这从东莞经济发展过程趋势中对香港与深圳的依赖会有所窥测。

起初随着香港成为亚洲金融及经济中心，东莞承接其产业转移，发展“三来一补”获得“第一桶金”。随后，中国经济和科技重心向深圳转移，同属珠三角东岸的深莞在产业结构和资本结构上具有相似的同构性，因而形成了产业上梯度转移的先天条件。随着深圳转型的成功，东莞借助与其的高产业关联度得以迅速发展。所以，深圳的机会，也是东莞的机会，东莞与深圳共沉浮。

深圳这个目前中国内地“第三城”，能否带动东莞成为广东省“第三城”值得期待。

毋庸置疑，“东莞模式”成功的主要因素在于国内有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国际市场有需求以及东莞的区位优势与国家开放政策，通过制度安排把需求与资源结合起来，使得东莞快人一步建立起自身的工业、产业经济基础，也带动城乡的平衡发展。

但在下半场的发展中，这也给整个城市面发展貌和留下了后遗症。

“都市化”不足是东莞城市面貌的典型“症状”，这源于其“市管镇”体制。32个镇街各自发展，自成体系，缺乏能够统筹全局的强有力核心区，造成城市整体空间秩序较为散乱，很难形成一个大都市的格局。虽然东莞有超过1700年的建城史，但走在街头，并看不到太多的文化古迹建筑，而是厂房、机器、酒店、住宅等“硬件”，城乡交错之下，很多地方看起来更像一个大型的“城中村”。

空间“承载力”限制是另一个影响东莞未来发展的问题。大量外来人口，使得人口流入的速度远远超过城市发展的速度，土地开发强度逼近50%，存量空间面临不足和改造的难题，而增量空间也有限，对教育、医疗、公共卫生、治安管理、住房供应等都造成一定的压力。

在下半场的城市比拼中，东莞需要一只手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一只手抓住创新发展机遇，进一步建立起自己的技术和品牌，打造更加宜居、宜业的环境，成就“品质东莞”。

纵观东莞70年发展历程，东莞城市建成区面积从不足5平方公里扩展到如今900多平方公里，超越众多省会城市位列新一线，无疑是一匹城市发展的“黑马”。

正是具有这种果敢而敏锐的“黑马”特质，东莞在变化的经济环境中把握市场大势，发挥资源禀赋与地缘优势，才在改革开放中成就“世界工厂”的地位。

但东莞不仅仅是一匹“黑马”，还是一头坚持践行和踏实前行的“慢牛”。虽然经济总量依然落后，但长期坚持发展带来的工业制造基础，“一镇一品一特色”带来遍地开花的产业经济基础，不断的产业革新、转型和升级带来的持续发展动力，恐怕东莞也无法走在产业制造和智能制造的前列，以中国制造业弄潮儿的身份傲视群城。

世界经济离不开中国，而中国经济离不开制造。东莞的制造业从起步到发展转型，无疑是整个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缩影，在这个过程中，东莞敏锐的市场嗅觉和强烈的转型意识，无疑起到决定性作用。在起起伏伏与高高低低中，东莞一直在不断的价值回归中寻找新一线城市的定位。

未来，从“世界工厂”到“智造之都”的道路上，期待东莞继续成为横空出世的“黑马”和不断践行目标的“慢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