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决议细则决定我们向何处去

除了看得见的“内忧外患”危机，还有一场危机已经静悄悄地降临，那就是新的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冲击。大家都知道，世界历史上诞生于西方的两次技术革命，在助推西方国家率先进入现代化的同时，迅速地将中国推向落后国家之列。新中国成立至今，我们一直处于技术上追赶西方的转型阶段，但是今天，在全球化这个大平台上，我们面临的不仅是像微软和苹果这样的创新型企业，对我们传统企业或产业发起的攻城掠地，更严重的问题是，诸如本书中专门讨论的页岩气革命、全球自动化革命，以及最近被媒体炒得很热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等技术革命，再一次发生了。遗憾的是，在这些技术前沿，我们又一次落后了。而落后的原因和前两次一样，不是我们中国人不聪明，而是我们缺乏技术创新的配套机制。美国之所以走在最前面，不仅仅是美国的科研力量雄厚，关键还是有一个健全的市场机制，在这个机制中，企业是转型和创新的主体，而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做得又很到位。这就是我一再强调的“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政府的归政府”。如果我们还只是把“改革”挂在嘴边而不动真格的，那么前两次工业革命给中国带来的悲剧，将来很可能还会重演。

在重启改革刻不容缓的现在，第一刀必须要落在要害上，我认为这个要害就是我们的制造业。我们是“世界工厂”，但这个名头随着营商成本的升高，正在离我们远去。经济危机爆发之后，欧美公司撤掉在中国的工厂重回本国，或者到东南亚国家建工厂，这已经形成了一个潮流。很多美国公司关掉在中国的工厂后，回美国本土建厂，因为奥巴马政府在全球经济危机中启动了“重塑制造业”的战略，吸引大量本国企业回流。在同一时间段里，我们的政府则是透过“大规模投资”，以及《新能源产业振兴和发展规划》等政策，以粗放的直接“撒钱”注资的方法拉动投资，以及扶持陷入困境的大型国企、新兴产业。结果是传统制造业没有实现既定的升级目标，新兴产业，比如光伏产业也没能成为调整经济结构的顶梁柱。为什么美国政府的招数灵验了，而我们的没有?美国的战略非常简单，只提供有利于产业转型和创新的营商环境，而不会过多地干预市场、企业的决策行为。如此看来，只有政府“放手”才能盘活制造业，也才能释放出改革红利。

最后，我要回归经济学家的位置，向我们的政府提一个建议，就是你在实施一揽子货币政策的时候，能不能有一个长远的、不轻易动摇的规划?我以美国为例，奥巴马政府在我们推出“四万亿投资”计划的2008年11月当月，推出了量化宽松政策。QE1从2008年11月开始到2010年3月结束，美联储先是印纸币从银行手里买回有毒资产，再把美国国债卖给银行，收回发出去的钱，避免乱印钱引起通货膨胀。此后QE2、QE3、QE4陆续出台，这一系列操作再加上减税等政策，辅助曾经深陷经济、金融危机的美国正一点点实现复苏。美国政府和美联储联手上演的这出精彩的教科书式治国之“术”，我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仔细研究一下，给我们的老百姓、民营企业，以及国企都提供一个稳定的创新、创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