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自费近百万元调查转基因 为了理想宁死不屈

而电话挂断几个小时后，他在微博上写了这样一段话：“你可以感动我，不要恐吓我，我容易被感动，却不怕恐吓。换个人试试吧。”转瞬间，强势的样子再一次在心中树立起来。

曾经有记者问他，“能不能让自己过得舒服一些?”他说：“舒服的方式是妥协。为什么我们老劝大家妥协呢?有的人妥协了很舒服，比如说被日本人占领了当汉奸就是妥协，特舒服，汪精卫特舒服，都混到顶上了;有的人就是死了都不想当汉奸。像梅兰芳他们，就是今天所说的演艺圈的人，他们不但不当汉奸，都不给他们演戏。我们怎么看这些人呢?你说你给他演呗，你故意给他往坏里演，你含沙射影再讽刺一下日本人?妥协的渠道任何人都能找着，我觉得那是借口。”

从1985年进入媒体圈，崔永元的嘴巴一直没停歇过。电影《手机》上映时，他“炮轰”冯小刚、《手机》、编剧刘震云，后来再提出“电视庸俗化”、“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等观点，呛声某些央视主持人，就“限制私家车治理雾霾”提起过质疑，再到最近的转基因。

崔永元也为自己解释：“每个做媒介的人都应该有这种责任感。你的媒介会影响别人，你怎么能够没有责任感呢?我这些年发表的观点老被人重视的原因，就是因为两点：一是我确实说到了痛处，二是别人不愿意说的话，明摆着得罪人的话，我说出来了。”

崔永元说他这辈子没有想过要做电视主持人，但阴差阳错就进入了电视圈。对于这件事，崔永元在书里写了一段：“也许我们见到真正的知识分子并不多，这使我们对知识分子一词理解多少有些歧义。首先，知识分子的知识不是以读书的数量来计算的，读书破万卷的一般人，多得很。知识分子该是用心读书的那种(这里区别于用眼)，读出来的知识浸在骨子里。所以真正的知识分子该有一副傲骨，不善趋炎附势。这使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显得个性，总是鹤立鸡群，混不进人堆里。”

崔永元在2008年接受采访时说，他希望能做一个拍案而起的人。“我一直想做一个拍案而起的人，但是那样的人除了要有血性，还需要有知识。我认为我的血性足够，我的知识不够，我的知识储备不够，我说话不能那么隽永，不能那么深遂，但是起码我能拍桌子。我不是有什么道德洁癖，我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我要求的只是道德底线。比如你是医生，我给了你红包，你做手术时就应该认真些，不能把纱布放在我的肚子里，但是现在不是，拿了钱还会不小心把纱布留下。”

“为了理想，可以去死，但要宁死不屈。”

敢言敢说，是崔永元从《实话实说》开始就给人们的印象。时至今日，更是让人们看到褪去央视主持光芒的普通人崔永元。他爱管闲事，坚持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央视的纪录片之父陈虻曾经说过，他觉得目前中国没有一个主持人能超过崔永元。他是对于任何一个事物，有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识别的方法，有自己表达的特性。

但这位几十年里保持极高好评的主持人最终还是离开央视。问崔永元为什么离开，崔永元说这个问题已经回答很多次了。于是他找到了一个最长的回答版本：“当意识到自己快五十的时候。我觉得年近半百，你还有什么事想干没干过。你现在干的事是你最喜欢的事吗?我这辈子从来没计划要做电视节目主持人。在我脑中有计划的是放电影，画电影海报，这是很小的时候，七八岁就有这样的想法。再大明白了我想当导演、编剧。后来主持节目莫名其妙地被大家都认识了，我想演电影、话剧。这些和台里的规定和政策不符。台里任务那么多，我们也没有时间干这个事。所以我就想，我的后半生一定比前半生短，那么我一定要把我的梦都实现。一个是我已经开始做口述历史，这个不能停，要一直做到死。还有非实现不可的梦想就是拍一部电影，拍一部电视剧，做一部舞台剧。”

离开央视的一年里，崔永元一点儿都没闲着，除了做转基因的调查，他也曾经与助手开着车在北京转了15个晚上，查看北京晚上车的情况。每天晚上在微博上发了好些拍的那些影响空气质量的大卡车照片。

崔永元走在回家的路上，碰巧遇上两个人因为撞车的事故在小区里拿着铁棍子要玩命。崔永元冲上去就把两人拦住。问清楚细节，发现是一方说要赔500元，另一方只愿赔100元。崔永元自己掏出钱包，拿出400元，让一边给100元，加起来500元一起给了另一方。这事情就算了结了。崔永元说：“这事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说跟我没关系，但是你用铁棍子把他打死，这事可就大了。没管可能就是没看见，看到了就得管。”

“微博是短文，实话实说。用不着站队，也用不着讨谁喜欢。取消关注请便，封号请便。”这是截稿前，崔永元发的最后一条原创微博。

崔永元就是崔永元，他坚持观点，不愿妥协。就像二十二年前，他看电影《宁死不屈》后，为自己做下的决定--“为了理想，可以去死，但要宁死不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