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生：“火柴大王”是怎样炼成的

坐上火柴大王宝座

以刘鸿生为代表的中国新兴火柴工业的发展，打破了“洋火”霸占中国火柴市场的美梦，外国资本家是决不甘心的。当时垄断世界火柴市场的，是北欧的瑞典。1924年后，中国的进口火柴绝大部分是瑞典的凤凰牌火柴。瑞典火柴商依仗自己的产品成本低，从1927年开始，不惜降价倾销，企图挤垮中国的民族工业。而国民政府和各地军阀不但不维护民族工业，反而对中国各火柴厂进口的化学原料层层设卡，加重税收，使得不少火柴厂难以维持，相继倒闭。　　　鸿生火柴公司也面临着重大的危机。

刘鸿生决心与外国火柴斗到底。时间进入1930年代，瑞典火柴再次卷土重来，国内的许多中小火柴厂纷纷“举手投降”。经过反复思考，刘鸿生认识到，指望别人都是靠不住的，最好的办法是实行自救——也就是将同行业的各个公司合并起来，以减少中国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共同抵御瑞典火柴的侵入。第一步可先把长江流域的所有火柴厂合并，然后再向全国扩展。他首先选择的是荧昌和中华两家。这两家火柴厂加上鸿生公司，在江苏呈三足鼎立之势，如能实现三厂合并，就足以控制整个江苏的火柴工业。

正为亏损严重而发愁的荧昌、中华二厂，积极响应了“鸿生”的号召，三家代表很快坐在一起商讨合作事宜。1930年7月，三家正式合并，成立大中华火柴公司，刘鸿生被推选为总经理。由于增强了相互间的分工协作和经验交流，公司各厂的生产面貌都大为改观，当年产量和销售量都达到了全国火柴产销量的22%，大中华一举成为中国最大的火柴公司。刘鸿生登上了“火柴大王”的宝座，迎来了事业的辉煌。但他是一个永不满足的人。他喜欢一句外国谚语：“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所以在发展火柴工业的同时，他还先后创办了水泥公司、码头公司、华东煤炭公司、章华毛纺织公司等，并投资银行、保险业务，成为集轻工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于一体的实业巨子。也就在1930年，刘鸿生在上海四川路建造了一幢8层的企业大楼，将公馆也迁到8层楼上。刘鸿生坐镇大楼，足不出户，就可以对所有企业实行统一调度、统一管理、统一指挥，就像一个拥有千军万马的统帅。

春风得意的刘鸿生，达到了他一生中事业的顶峰时期。

四大家族对火柴大王的“蚕食”

在夹缝中生存的民族实业总是那样艰难。常言说盛极而衰，1930年代那场空前规模的世界经济危机很快波及中国，城乡经济一片萧条。而日本对中国实行商品倾销政策，又进一步加剧了经济情况的恶化。那时的上海报纸上，几乎每天都有许多厂家关门倒闭、厂主自杀的新闻。“刘鸿生要倒”的流言也不断传出，银行、钱庄天天有人登门催还贷款。　　　走投无路的刘鸿生，来到了宋子文公馆，希望宋子文能不忘当年老同学(指圣约翰大学)的旧情，替他将全部财产抵押给中国银行，换取资金渡过难关。宋子文躺在沙发上，看也不看他，冷冷地问：“你用什么作抵押呢?”刘鸿生忍痛回答：“我全部企业的股票!”哪知宋子文嗤地一声笑了，不屑地说：“你的股票如今不如草纸了!”刘鸿生又气又急，掉头就走了。

处在生死存亡关头的刘鸿生，有一股不甘失败的硬气，只要还有一丝缝隙、一点光明，他也不放弃求生存图发展的努力。终于，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向他伸出了援手，答应将他们银行贷给刘鸿生的一笔贷款延期一年偿还。这样，刘鸿生获得了难得的喘息的机会。

为了彻底摆脱危机，刘鸿生仍然选定自己的核心企业——火柴业作为突破口。经一番仔细谋划，刘鸿生决定采取“联华制夷、联美制日，发展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的策略，以求达到限制生产、制止倾销、稳定价格的目的。

1935年7月，刘鸿生邀集国产火柴制造同业成立联合办事处，继而以此名义与美商火柴公司达成协定，成立了华中地区火柴产销管理委员会，并制定了相应的火柴生产、销售限制办法。其后，刘鸿生又以中华火柴同业联合会首席代表名义，与日商在华火柴同业会进行艰苦谈判。日商迫于华商联合会与华中管理委员会的一致行动，最终不得不加入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

1936年3月，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正式成立，总经理为刘鸿生。联营社规定，总社有权对各社员分配生产指标，社员产品交由总社统一发卖，社员不得请求退社。这就有力地限制了日本火柴的走私和偷制，而且也减轻了国内厂家之间的矛盾，使得火柴销路渐趋稳定，售价也有所回升。这一年，大中华火柴公司终于改变了亏损局面，盈利额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接着，他又在水泥行业中采取了类似的“联华制夷”方针，稳定了国内的水泥市场，获得了较大的利润。刘鸿生主张国内同业联营，共同抵制外国资本人侵的举措，对保护与抢救民族工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大量工商业资本被迫内迁，一向对政界“退避三舍”的刘鸿生，被蒋介石一封亲笔电报不幸给拖进了“四大家族”的势力范围。

蒋介石在电文中力邀刘鸿生赴渝(重庆)主持建立后方工业基地，并许诺提供1000万元，以补偿他的企业落入日军手中的损失。刘鸿生一时备感鼓舞，欣然受命。他在西南地区，直接或间接投资的火柴厂和火柴原料厂达到8家，从而保证了国统区的火柴供应，为国民政府带来巨大财源;在西北，他集资筹建了西北毛纺织厂，为开发西部地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尽管刘鸿生为“党国”尽心竭力，但在四大家族的眼里他仍是个外人。蒋介石允诺的1000万元始终没有兑现，孔祥熙更是利用他资金和物质的匮乏，控制了刘氏企业五分之四的股份和各部门人员的安排。八年抗战对于整个中国是一场“惨痛的胜利”，对于刘鸿生本人则堪称“体面的失败”。

战后，刘鸿生的产业继续遭到四大家族蚕食。1948年，通货膨胀居高不下。蒋介石推行币制改革，不顾民怨沸腾强制发行金圆券以代替形同废纸的法币，并派蒋经国到上海用新币换取民间金银美钞。蒋经国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刘鸿生。在“军法制裁”的威胁下，刘氏集团共交出黄金800条，美钞230万元，银元几千枚，兑换成了天天贬值的金圆券。

这无疑是一场浩劫。刘鸿生的企业自此元气大伤，他本人的冠心病也骤然加剧。创业的艰难，与“洋火”的搏斗抗衡，乃至战争的磨难都没能打倒他，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却最终毁在强权之下。

1949年，刘鸿生到了香港，最终还是选择回到上海，共产党对于他虽然是陌生的，可他吃够了宋子文、孔祥熙这些人的苦头，他不相信共产党也会是这样。

1956年，他创办的所有企业都已公私合营，无须他操心了，他在世上已无念想。同年10月他心脏病突发，临终前夜，他对家人说：“我生平最担心的有两件事：一件是怕企业倒闭，另一件是怕子女堕落，在我死后抢家当。现在这两件事都由共产党给我解决了，企业不会倒闭了，子女不会堕落了。”这是他留在世界上的最后一番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