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鹏：一个勇敢的斗士 还是一个随意的作家

这一个月里，连串事件挟着强烈的民众情绪，无疑将李承鹏迅速卷到巨浪之巅，甚至使“李大眼”3个字成为一个符号。很多人把他看成“公知”而不再仅是一个作家。对此，他既有对被标签化、被裹挟的警惕，“人们期待我当鲁迅，但我并没有他那么勇敢”;同时也有暗爽在涌动。他自比龙应台出版《野火集》， “相比鲁迅，我更像马克·吐温。”

但这个心气极高的人，此前一直未曾得到过与自我认同相匹配的外部评价。“别人都在说怎样从失败走向成功，我是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他自嘲。

大学毕业，他被分到四川省体委，工作内容令人忧伤，“就是跟着领导下乡慰问，写一些现在看来很穿越的消息稿，什么《攀枝花农村体育红红火火，老太太田间大摇呼拉圈》，诸如此类”。那甚至还是走后门才得到的结果。

理想破灭，工作乏味到压抑，而未曾尽情张扬的青春在体内暗流汹涌。彼时的李承鹏唯有寻找其他释放体内激情的方式—探险。“当年法国人、日本人都在勘探我们长江、大渡河的源头，中国自己也组建了好多支探险队，跟他们PK。”他跟随着探险队，到金沙江漂流;骑着马走访碉楼，拜访十字军东征遗留的后人;开着车越野打黄羊;用上千米的红绸子把卢定桥裹起来拍照;在大渡河边拿吸管一桶桶地喝酒，“醉了就在河边睡去，往往到第二天被狗舔醒，才发现身旁围了一群牦牛，吓得撒丫子就跑”。

“最记得去金沙江找源头那次，日本人用碳素桨，我们用木桨。为了抢过他们，我们两天两夜没睡觉，从丹巴县往康定赶，破面包车一头栽到坑里，司机把方向盘都掰弯了，头破血流，然后把车一举起来又继续赶路。”

就这样憋了4年，他终于憋不住，决意转行。

但彼时的他也不曾有一往无前的勇气。心底的恐惧、怯懦与个性舒展的需求针锋相对。“‘文革’时，外公被打成右派，命运非常悲惨，我妈怕我重蹈覆辙，从小就不准我干写作这一行。”他遂想到了写球，自认为在安全与爱好之间找到了一条中庸之路。“觉得足球是个游戏，就是好玩嘛，完全没有风险。”

然而事与愿违，转行没多久，1996年他就因为批评假球黑哨，被勒令停职反省。是突变，又是必然。“之前憋了4年啊，你懂的。”他说。“一开始只是骂骂黑哨，后来越写越深入，才发现在中国，不管是足球，还是电影、音乐，面临的问题都一样，就是体制问题。你会发现，巴西、西班牙、德国，他们领导足协的是民间组织，而我们都是司局级干部;最后你还发现，地下庄家背后全都有官员的身影。”

这时他感到要说话了，按捺不住地要说话，这难道不是一个人生而有之的本能和权利?只是一个做文字的人，他需要用笔来说，说给更多的人听。

爆炸吧，南墙

“我可以抽烟吗?”李承鹏问，尽管是在自己家里，他还是等我点头，才点燃一根香烟。不记得是哪一年，他终于发现自己已不知不觉偏离了所谓“安全”的轨道。

一开始，前辈们批评他的球评写得像小说，但最后，那些批评他的人却都屁颠屁颠地来模仿他，甚至有人说他“创造了一种新的体育报道写作方法”。

但因为总忍不住说些别人不说的话，十数年从业生涯中，他被有关部门“封杀”18次之多。诚如他后来向其他媒体剖白的那样，“过去的我恐惧贫困，恐惧失业，恐惧没有名声，恐惧权力随时会收缴我的权利。一个记者被剥夺了采访权，其实是一件让人很恐慌的事情，还有很深的耻辱感”。

后来，他受路金波鼓动转行写小说，处女作《你是我的敌人》卖出10万本，《寻人启事》两个版本及《李可乐抗拆记》分别卖出30多万本;2010年的《中国足球内幕》更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将他的知名度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销量飙升到100万本。

然而，尽管销量成绩斐然，作品却一直不为文坛所认可。“说我的小说不是纯文学，那什么是纯文学?”他感到无比荒诞，“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莫言的《丰乳肥臀》，是纯文学吗，金庸是纯文学吗?这是个伪概念!”

彼时他已经有了香车大宅，在很多人眼里，这些都是成功的象征。但对一个有英雄主义情结的人而言，他还想证明点什么。

有人质疑从《中国足球内幕》时期的被追打，到如今被掷飞刀，李大眼向来擅演“苦情戏”，“无非为了炒作成名，多卖些书赚钱”。他有些激动：“我再庸俗，也不能让圣洁成为永远的囚徒。”他紧紧攥着他的自尊，说，“我蔑视象牙塔式的文学。”

“人生沿途有很多风景，很多是虚假的，但当你发现了一次真相，就再也回不了头。”对李承鹏来说，最触动心灵的真相发生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里。当天晚上他连夜从成都驱车去北川，比很多记者更早出现在大地震现场。一路看到的，都是跟官方宣传截然不同的景象。“不是宣传的英雄，而是那些默默无闻的人付出最多。摄像机没有到达的地方往往才是真相。”“我亲眼看到4层楼的残骸，里头几乎没有钢筋，你明白那种震动吗?”

“举个例子，龙应台为什么会成为台湾享有盛名的作家，因为她确实把握了时代的跳动。”他觉得自己的杂文集也承载了同样的价值，只是尚未被文坛认可，是以不遗余力推动其出版。“作家是这样，他知道有一堵墙，但不知道墙在哪里。所以要靠一波波的人去摸，去试探。”

至于李承鹏的书写得到底好不好，那就真是见仁见智。但正如一篇短评所说，无论它是偏激还是痛快，“这样的一本书，能以纸质版公开出版发行，本身就是具有意义的一件事”。

我不准备牺牲

不过，尽管早有承受压力的准备，当签售事件不断发酵，李承鹏内心并不是没有矛盾和恐惧。

2月1日晚10时，手机铃声响起，之后10多分钟里，他一直拿着话筒站在宽大的书桌前，身体绷得笔直。“平装不能印，那就出精装本嘛。”“没有问题的，你们多虑了。”语调听似欢快，神色却是凝重。

签售成为文化事件后，压力与红利并存。新书迅速在多处卖到断货，却被告知 “不得加印”。是偃旗息鼓，见好就收，还是继续加印签售下去?

“男人很难，尤其是我们这种带有一些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就把自己煮在里面了。” 他已经看到，这其实是个危险的局面。身为作家，受读者如此追捧，卖了这么多书，肩上必须担起一份对公众期待的责任，他没有选择，已经停不下来。但假如被标签完全裹挟，权当一回“斗士”，前面等待着的，又何止是刀光剑影?

“千万不要把我当成民主斗士。”他摆手又摇头。“你并没有随时牺牲掉自己的打算?”我问。他急忙回答：“恰恰相反，我在随时打算着怎样不把自己牺牲掉。”

“我的书里并没有谈民主宪政，更没出现过政改。我不懂政治，我只擅长把文字玩出万般婆娑。而且，我的自我审查也是很严格的，主动把所有敏感和尖锐的用词都删掉了。我没有打算挑衅谁。”不待再问，他又连珠炮似地补充。

这10多天里，他被瞬息万变的事态追赶着，思考了很多。包括如何看待责任与标签。

把思绪拉回到尹国明袭击他的那个下午，出离愤怒的瞬间过后，他几乎只用了一秒就突然明白过来，彼时需要做的不是出手把袭击者打一顿，显示自己的个性与体魄，而是坐在书店里继续把书签完，给所有排了几个小时队的读者以交待。“这才是一个作家的责任。”

“过去我一直拒绝标签，反感标签，如今发现没有人真的能做到那么洒脱。那么多读者买你的书，你就有了责任。人不能太惺惺作态，假装绝不被绑架。但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尽量保持清醒。”每当有公共事件发生，人们嚷嚷着“大眼为什么还不写”时，他会提醒自己，“我不是公知，我只是对自己的生活感兴趣，做自己就好”。

想明白这些后，再回过头去看尹国明，他的心态就平和了许多。前几天，正在学散打的儿子知道父亲在北京被袭击，很是愤怒，不解地问：“爸爸，你为什么不用高鞭腿打他呢?”李承鹏回答：“我们之间只是有一些误解，而且爸爸也老了，只能出到中鞭腿了。”

“他不是到我家偷东西，也没有造谣我是强奸犯，我们之间只是对我们有没有大饥荒、有没有汉奸这样的观点之争。所以，为什么要表演全武行呢，为什么要表演秋菊呢，我为什么不扮演一个更宽容的形象?”谁让你已经是公众人物!

思前想后，他不准备状告袭击者，正如他也时刻希望与体制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和解。

最后，他甚至进入了一种荒诞式的想象：这样一站站下去，可能就会出现一个盛况啊。一个作家，他每走一个城市，都会引来10几个人的暴力攻击，但是几千个支持这个作家的读者绝不还击，身边的人高马大的专业护卫也绝不还击。然后我还会说你们很累了，请喝一瓶水。哪个作家曾遇到过这样的欢乐盛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