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印：许氏风格是怎么养成的

工作后的人都会感叹，其实大学传授的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方法论和世界观。 这个论断放在许家印身上尤其明显。

这是一个去魅的过程。这位清瘦的大学生，有一天将会发现，撕开蒙昧的视野，燃烧青春的热血，很多关乎未来的种子在不经意中撒下了——

比如他的职务是最苦最累的卫生委员，让他练就了如何在“男人”与“女人”之间“周旋”，没有大学期间三分之二花在“准社会活动”上的锻炼，他也不可能在黑白交织的地产江湖中行走自如;

比如，他现在对部下负面素质的无比痛恨。对不诚信的员工，强势的许家印只给两条路：要么改变，要么被淘汰。他甚至大张旗鼓地发起了“清除三种人运动”，其中包括：人浮于事的人、不求学习和上进的人、想捞一把的蛀虫;

再比如，他对排球和“铁榔头”郎平鲜为人知的私人情感。他重金打造的由郎平领衔、冯坤、周苏红、杨昊等国手组成的恒大女排，十二战全胜，年初轻松夺得女排联赛冠军。随后举行的冲A成功庆典，被描述为“资本、大气、高效、完美”——这也恰恰是许氏风格的重要一面;

再比如，他最喜欢吃的现在依然是他夜宵“主力”的热干面。

苦差事

许家印选择大学专业，有他自己的“小聪明”。动这种“小聪明”的初衷，仍然源于逃离穷乡僻壤、追求人生辉煌的愿望。

在武汉钢铁学院(现武汉科技大学)，他为自己选择的专业是冶金系的“金属材料及热处理”。原因很简单：毕业后不会再回到小山沟里去了——再差，也是个炼钢工人吧。

卫生委员。这个看起来不太起眼的大学职务，伴随了许家印的四年大学生涯。也正是这个极为琐碎的工作，对日后许家印为人处事影响深远。

他的大学老师孟宪昆向记者介绍，当时选干部有两条标准：一是重视学生的档案审查，也就是政治背景要好;二是看学生的第一感觉，通过谈话看他有没有为同学服务的热心。“学校不会给你什么好处，比如多一份饭票之类，就看你愿不愿意。”

卫生委员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召集班里的同学打扫卫生。学校每周都有大扫除，校园分成很多片区，每个班级负责一片。许家印的差事实际上是个“求人”的活儿，到了大扫除的时候，他总扛着个大扫帚，朝着男女宿舍楼大喊：“打扫卫生啦!都快下来啦!”有时候男生下来，女生不太愿意下来。“许家印就一个宿舍一个宿舍去找，难办的事儿就交给他了。”不过在孟宪昆的印象里，许家印还真没抱怨过这个“苦差”。

搞次卫生，一般需要弄2个小时才行。学校离江边近，当时那个排水沟都是没有盖的，每个礼拜都要清理一次，那个大桥，都是污泥。”孟宪昆回忆说。好在许家印是从农村来的孩子，这些活对他来说，并不算什么。

“卫生委员比任何委员都难做，因为打扫卫生是任何人都不愿意干的，许家印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从那时候就开始成长。如果群众基础不好，或者跟其它各个班关系不好的话，也是很难的，这让他人情更达练。”孟宪昆日后也意识到了这个角色对许家印的影响。

当然，做这些工作占用了许家印很多的时间。他后来回忆说，大学期间差不多三分之二的时间都用在班级活动和其他“准社会活动”上了。不过，凭着天生的聪明劲，他用别人不到三分之一的时间，保持了中上游的学习成绩。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孟宪昆说：“一个人世界观逐渐定型的时候，这些看似琐碎简单的经验，都有深远的味道在里头。”

而就在大学里，许家印开始发现自己对数据异常敏感，这似乎是种先天赋予的能力。今天的许家印，仍可以过目不忘，圆周率小数点后张口可以背出几十位，恒大的六千多条规则也都记得一清二楚。

铁榔头前缘

那个时候的集体宿舍，流行“卧谈会”。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中国社会的启蒙年代，学生们争论得厉害，话题也相对认真，那个时候最大的流行文化话题就包括“伤痕文学”，朦胧诗等。他的老同学俞斌回忆说，许家印也读诗歌，比如北岛的和舒婷的。

不过，住了集体宿舍一段时间之后，许家印突然搬出了宿舍，告别了卧谈会生活。原来他得到了新的“任务”：住到学生会的办公室去看管公共财物，其中最重要的“宝贝”是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

他的另一位老师倪国巨笑着说，单独一个房间表面是一个“赠赏”，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苦差。那个房间是一个楼道里的小厅临时隔开的，相比宿舍，它的隔音与防寒效果都比较差，冬天还会更冷。最大的缺点就是还要跟里面的扫帚、拖斗等乱七八糟的东西住在一起，气味很难闻。

当时，学生们看电视需要统一组织，时间一般是星期六，如果有其他“重要事情”需要收看，就要向系里申请。这类“重要事情”，就包括收看“铁榔头”郎平率领的中国女排比赛。

那时候，以郎平为旗帜的中国女排开始在世界赛场夺冠，极大鼓动国人的热情，无数国人成为她的球迷，许家印也不例外。他记忆最深刻的事情，是中国女排第一次取得世界冠军那天，看完电视转播，同学们几近疯狂，四处寻找着情感发泄对象。

有机灵的同学突然想起许家印的屋里有很多扫帚，于是一伙人一起冲了进去，抱着一堆扫把、草席来到室外，点燃后当成火把，在校园内兴奋地挥舞着。

许家印一看这势头是阻止不住了，顺势兴起，也拿起一把扫帚当火把，加入了狂欢队伍，有人把自己的饭碗扔到楼下。“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的口号在校园中此起彼伏，成为了那一代学子的集体记忆。

与女排有关的，不仅是比赛。俞斌回忆说，当时学校一个月会安排一场露天电影，放的比较多的电影是《闪闪红星》、《归心似箭》等。“《排球女将》就是那个时候看的，许家印很崇拜铁榔头嘛!”

多年之后，一支名为“恒大女排”的排球新军，在2009年度叱咤于中国排球职业赛，以12战全胜的战绩提前冲入甲A，其主教练正是鼎鼎大名的“铁榔头”郎平。

这支投资2000万成立的恒大女排，也为恒大地产做了一系列效果极佳的品牌广告。仅以签约郎平、吸引全国数百家媒体到场的那次发布会为例，曾有人测算，如果单以广告版面计，恒大地产要达到同样的宣传效果，花费至少以数亿计。

有人曾据此评论，如此性价比，可见许家印的营销策略之一斑。这当然没有错，但他内心深处对“铁榔头”的私人情感和汪洋恣肆的青春回忆，恐怕就很少有人能聆听得到。

奢侈的热干面

大学时代的许家印常穿着一套黄军装，这是他唯一一身还算像样的衣服。脏了就晚上洗，白天接着穿。“就算是一套旧衣服，也总是干干净净的。”

家贫的许家印能读完大学，全靠学校当时提供的助学金。“我们这代人感激党和国家，是发自内心的。高考彻底改变了我们的人生，国家助学金又支持着我们读完大学。当时我一个月有10多块钱的补助，这对一个来自贫穷乡村的孩子来说，已经能支撑一种简朴的日常生活。我非常满足。”许家印说。

那时猪肉七八毛钱一斤，十几块钱确实能解决很大问题。甚至，许家印放假回家的车票钱，都是从这笔生活费里面硬省出来的。

当时的大学校园还没有成本观念，吃饭问题国家解决，也没有什么商业意识。倪国巨回忆：“那时我是在学生宿舍住的，每天跟他们在一起。学生的演变是什么呢?最早许家印他们那批学生，劳动不讲价钱。1983年以后的学生就讲啦，要买点汽水买几个篮球什么的。”

倪国巨没从当时的许家印身上看到某种商业天赋，他对自己的这个学生有个16个字的评价：“勤于学习，善于思考，长于宏观，精于细节。”教学几十年，但在倪国巨老师家吃过饭的学生没有超过10个人，许家印是其中之一。

现在的武汉科技大学，许家印作为兼职教授，带着几位研究生。校内设立了“许家印奖学金”。他知道这个看似点缀的助学金，其实对一个困难家庭的学生帮助极大，甚至可能改变一位年轻人的命运。

关于钱，有一件趣事。2003年，母校武汉科技大学45周年校庆，学校想邀请许家印回来，当然也包含了让他“表示一下”的意思。倪国巨临时受命，硬着头皮给许家印打了个电话，委婉地表达了校方的想法，“当时想几十万就不得了了”，没想到许家印直接说“我拿100万吧”，整个沟通简单直接，几分钟就决定了。

或许豪掷万金，对今天的许家印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在倪老师的回忆里，吃一顿武汉最流行的热干面，对大学时代的许家印而言也是奢侈之举。

当时食堂里学生一般都是端一个陶瓷大碗，师傅给一勺大白菜诸之类的素菜，如果跟食堂师傅关系处的好，或许还能给多一点。而所谓的荤菜，其实就是菜里带点肉皮，浮着几滴油水。

不过，口腹之欲，人之本性。许家印当时唯一奢侈的消费，就是吃学校旁边一毛钱一碗的热干面。但为了这一毛钱，他挨过倪国巨老师的批评：“你是吃助学金的人，还吃一毛钱这么贵的东西!”

直到他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人，他最喜欢的夜宵，10顿里有5顿都是热干面。

一张泛黄的照片中，长头发尖下巴的许家印，正全神贯注地凝视着钢炉，心无旁骛。

那是流水线式的作业，一旦运行，每一个环节都无法停止。这也是一种链条上的完美安排：遇到问题必须立即处理，高效，不拖拉。

每个商界精英都不会一开始就有游刃江湖的神功，必须经历一砖一瓦的磨练。许家印说，企业管理好比是炼钢，“刚中带柔”才是极品。10年，许家印在舞钢这个大型钢铁企业里炼成了“管理基本功”。现在，在恒大，你很容易就能寻到其中的些许痕迹。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许家印总结的集约化“紧密型集团化管理模式”。这种模式确保了总部的权威，也为每一个尚未成熟的地区公司降低了风险;更重要的是，它非常适用于扩张性战略，保证了“精品模式”能快速复制到全国。

这种管理模式的效率惊人。举个例子，如果今天凭空突然来了一个地产项目，恒大可以在短短两个小时内，组建一个工种齐全的队伍立即操作。再比如，许家印最近又在内部严令，一个项目从买地到开盘必须在6个月内完成。

尽管听起来似乎空洞，但“精心策划，狠抓落实，办事高效”，这12个字确实是恒大高速发展的秘诀。许家印自己说，有了这个管理模式，“恒大用一年的时间能做完十年的工作量。”

如果你了解舞钢期间的车间“小皇帝”，或许现在的恒大就没有了什么管理秘密。

150度考核法

1982年。这一年，温州涌出了“矿灯大王”、“线圈大王”、“螺丝大王”、“目录大王”等个体富户，民间的经济智慧开始显现，同时这批人也遭受了一定的政治压力。9月，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终于确定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向。

也是这一年，大学毕业的许家印被分配到河南舞阳钢铁厂，对这个结果，他很不情愿。在他的眼里，上大学是为了离开农村，而舞阳不过是另一个“小山沟“罢了。在家里磨蹭了一个月后，他还是去报到了。

去车站接他的是热处理车间主任陆岳璋。“他书带得挺多，都是专业书，别的东西就不多了。”说到这个，现在已是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的总工程师的陆岳璋，给记者拿出了一本当年许家印用过的专业书，页面已经泛黄，在扉页上还签有许家印的名字。

1978年才投产的舞钢很缺人手，许家印是第一个被分配过来的大学生。“他给我的印象是很热情，也很乐意跟人说话。”陆岳璋很高兴，因为他也是个大学生，和许家印比较能谈得来。

许家印被安排在一间很简陋的小房子，次日就进入工作状态。那时候车间一个炉子都没开工，当务之急是要把车间的工艺技术规程迅速建立起来，尽快投产。

他被安排协助车间主任陆岳璋工作。他开始整天睡不着觉，天天钻到钢板缝里研究流程，后来竟总结出了几百个问题。有些问题很细小，比如抢修设施的间隙，如果吃盒饭是在上面吃还是下面吃呢?问题看似琐碎，却会涉及安全。

两个月后，许家印主持制定出了“生产管理300条”，他当时的管理概念很清楚：要用制度去管人。

在众多制度中，最有趣的当属他创立的“150度考核法”了。当时，企业要求工人24小时三班倒，很多值夜班的工人爱打盹，很容易出现安全事故。无奈之下，许家印提出一个极富创意的细节考核办法：当值班人员身体打开的幅度超过150度，就定性为上班睡觉，要接受罚款。

此法后来在厂里广为流传，许家印一炮打响，被人评价为“点子多”、“会管理”。

在那个特殊年代，这种现在看来很奇怪的考核方法，在全国其他企业也有，比如海尔的张瑞敏，就曾在1984年制定出13条制度，第一条就是“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

进厂的第二年，许家印的职位从技术员升到了车间主任，此时他在管理方面的潜质也开始慢慢呈现。

“我们把热处理和厚板这两块，组建了一个调度中心，这个是许家印自己操作的，可以24小时进行监控和组织生产。要做到每个月合同100%完成，必须建立一套生产管理制度，这个是许家印最先创建出来的。”陆岳璋说。

在记者面前，陆岳璋拿出来一本红色的小本，这是1987年冶金工业部颁发的一个荣誉奖。在这本光荣册上，舞钢公司当年获得了23个项奖，许家印自己一个人就占了6项。据陆岳璋介绍，实际上他与许家印参与的，远远不止6项，“因为所有的重要产品都要通过热处理车间，当时讲究谦让，不好意思再多拿奖励了。”

“小皇帝”的软与硬

短短几年里，许家印成就了舞钢最有活力的车间，他自己也获得了一个外号“小皇帝”。这个外号，包含着许家印在这个300多人大车间中的权威：技术上过硬，管理上言出必行，又善于处理跟下属的关系。

后来的恒大时期，外界评价他的管理风格很硬朗。根据自己的接触，陆岳璋是这样理解的：他是对内很硬，对外和善，这是一种“内紧外松”。在最早对许家印的提拔推荐语一栏中，他如此写道：“专业强，人朴实，能吃苦，很聪明，擅于搞人际关系，管理上有一套。”

在鞍钢实习期间，许家印硬是把鞍钢全套的热处理技术、规程，全部“偷”了回来，全部手抄，数量惊人。陆岳璋惊奇地发现，能搞到这些规程，是因为许家印跟那些老师傅混熟了，关系非常好。这让他不得不感叹：“许家印你真有本身，我的面子就没那么大。“

青年许家印的交游能力，可见一斑。

当时的一些细节，也展现了他“聪明”一面。比如他在车间做了个“热处理大院”，有人戏称“许家大院”，其中的休息室、会议室等，包括里面的桌子、椅子，都是用废弃的钢材制成的!车间里没有洗澡房，许家印就用厚钢板焊了一个洗澡房，这钢板极厚，可以制造坦克，最厚处都有10厘米。有人开玩笑说：“这澡堂子，连机关枪都打不进去，防弹的!”

如此年代如此做法，实在是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他的老同事张军回忆说，虽然也高谈阔论，但许家印并非那种夸夸其谈之人。“当时车间人挺多，差不多300多号人，并不好管，但厂里也认为他管得最好。其实他也没啥秘密，一个是用规范制度，再一个从严要求，还有一个是强调福利待遇。舞钢的那些制度，很多都是他主持制订，真是要靠他。”

在张军看来，恒大时期的许家印，其实还延续了这段时间的很多性格、作风和管理方式。“说白了，很多都还是那一套。”

张军还披露了这样一个细节，由于经常被其他车间的人讨教，许家印索性拍摄了一个《热处理在前进》的专题片，展示热处理的生产人员高效管理下的工作状况。这个专题片在1989年制作完成，曾在舞钢电视台反复播放，宣传意识还是很超前的。后来的恒大地产每开重点大盘，总喜欢请成龙、范冰冰、谢霆锋等明星助阵，也正是许家印这种造势思维的延续。

那部《热处理在前进》的片子，有人说有包装的意识，也据此认为他很早就是一个高调的人。许家印自己后来说，这在当时确实是意识超前，但并非个人高调。“对企业和产品，要高调;对个人，始终要低调。” 所以成名后的他很少接受采访，也不愿意在各种房地产论坛上抛头露面，抛出观点。

这是他的“高低调”原则。

宁当鸡头不当凤尾

舞钢时期的许家印，工作节奏像个“机器”。用他自己的话说“10年来从未休息过一天”：每天7点从家出门，7点半到车间，转一圈全部的生产工艺，8点整参加安全会。下午4点，参加上面的会，监督生产流程。周末加班，春节也要值班。

这时的许家印，也萌发了一些与当时体制并不合拍的商业意识。比如，有的合作单位买了公司的钢板以后，没有设备切割，他的车间就帮对方切割一下，挣点小钱，给员工换点福利。为了避嫌，他自己从来不拿。

不过，这可能也会惹人不高兴。比如一年春节，热处理车间每个员工都分到了200斤大米，厂里就有领导不高兴了，批评他“你怎么老给员工分大米”?许家印心里却想：我有什么错呢?给员工点福利啊。他后来才明白，只有我这个小团体的福利好了，那整个厂子怎么办?领导的面子又往哪里放?

“那个时代，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锋芒毕露。作为一个国有单位，走在前头的，领导肯定是喜欢的。相邻车间的有赞赏的，当然也有不赞赏的，毕竟那个年代体制没那么活。”他的老同事张军说，许家印确实算个强势人物，如果他做厂长，做起改革也肯定不会默默无闻，肯定在我们之上。

许家印在舞钢待了整整10年，后来整个恒大地产的管理模式，有很多都是在这里开始发酵。一般企业发展过快，管理会滞后，比如之前的地产“恐龙”顺驰就倒在糟糕的管理上，但恒大在他的强势把控下，似乎并无其虞。

“他到哪儿，都是宁当鸡头不当凤尾的人。”张军评价许家印时，曾用了这样一句话。到了舞钢生涯的后期，许家印已经感觉发展空间越来越少，除非满足于这个“鸡头”的位置，否则他势必要离开。许家印后来对身边人还透露了一个个人原因：在他的潜意识里，一直觉得舞钢不过是自己走出了小山沟以后，又走入的另一个大山沟罢了，“四面都是山，一直有离开闯荡的想法。”

面壁十年图破壁，他真的该走了。

不安分的深圳打工仔

许家印说，自己在一家内地钢铁工厂10年的积累，也没有在深圳这个大熔炉1年的收获多。

1992年的深圳市中心深南大道。这一年，许家印怀揣2万元存款南下寻梦。他从一名处级干部变为了一名深圳打工仔。

如果在许家印身上贴几个标签，其中一个肯定是“不按常规出牌”。

2010年的3月1日，恒大再次突然发动“闪电战”，一亿元接手广州足球。这仿佛是当年投资排球的翻版：斜刺杀出，气势夺人，豪华阵容，一掷千金。

其实，如果体育界对许家印多几分了解，就能避免对此事的大惊小怪——因为此事从头到尾都是“许家印式”的。

比如在火线解雇主教练彭伟国，并迅速签约韩国铁帅李章洙的事件上，虽然压力重重，但他依然表现出挥刀斩乱麻的决绝和善于博弈的精细。。

比如对这种换帅的方式，这跟恒大“精心策划”的工作作风颇为暗合。许家印一直提倡用最少的时间，最小的投入来获得最大的回报。他甚至要求“凡事都要精心策划，每个人做什么事都要善于策划。”

而在对彭伟国貌似“残酷”的免职，与许家印所说的“无情管理”风格也一脉相承。他曾说，任何工作都应该站在管理的角度思考，不要同情，不要感情用事。当然，对于员工，还有一点是 “人性化管理”，这两种管理并不矛盾——制度遵守必须无情，员工待遇必须人性。

这些企业管理手段，都是许家印一点点积累起来的财富。而让他这笔财富生长最快的地方在哪里?深圳。正是在这处曾经代言中国变革与开放的梦想之地，让许家印人生中最重大的的一场巨变奏响了序曲。

许家印说，自己在一家内地钢铁工厂10年的积累，也没有在深圳这个大熔炉1年的收获多。

处级干部做上业务员

这是让众多媒体津津乐道的的一段插曲：

1992年，许家印揣着一份三十几页纸的简历，在深圳的各个招聘市场奔波。半个月后，依然找不到一家愿意接受他的单位。那时候的许家印好似虎落平川，难掩心里的巨大失落：在舞钢也算是处级干部了，在这里竟然“混”到没有工作，甚至连住的地方都难寻觅。

后来，一位好友向他指点迷津：你把原来厚厚得那叠简历，变得简单点试试吧!许家印随后就做了只有两页的新简历，很快，有3家公司愿意聘任他。

他选择了其中一家贸易公司，名叫中达。“从第一眼我就觉得遇上了好老板，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管理公司的经验，非常非常感谢他。”若干年后回忆起第一个老板，许家印仍是充满感激。

许家印选择这年下海，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密切关系。小平南巡讲话后，当年的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官员下海潮。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称，1992年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经商，这批人被称为“92派”，财经界人士牛文文说，这批人有政府关系，又有知识基础，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也有希望成为行业的领头羊。

这一年也是房地产的“大年”，冯仑在海南认识了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刘军，后来他们后来被称为“万通六君子”，通过炒作土地，挖到了第一桶金，日后都成了名震商界的风云人物。这一年对广州房地产业来说也是“大年”，杨国强刚刚在广州建成了他的第一家碧桂园 (论坛 新闻)，朱孟依在香港注册了合生创展。

而日后在中国房地产业掀起大风大浪的许家印，此时却刚刚下海，连房地产的边都没摸到。

显然，刚入行的许家印缺乏市场化的经验。初到一家新公司，他迫切地需要一场胜利。好在多年工作，让他积累了一定人脉，初为业务员的他找到一个熟悉的朋友帮忙，在这个朋友的贸易项目里，给他让了一笔生意。他小心经营这难得的业务，很快为公司赚到了10万元的利润。

之前，他刚到深圳，怀里揣的是在舞钢10年辛苦积攒的两万元。此次赚到10万元，对许家印来说并非小数目。但他并未做贪欲之想。这笔业务，也让许家印在公司内被刮目相看，很快他升任中达公司的办公室主任。

一晃1年就过去了，这时许家印又萌发了他新的梦想。

他似乎每天都在尝试改变。年少时候学习开拖拉机，年青时候抓住高考逃离乡村，上大学选择钢铁专业，在舞钢以刚柔相济的手段成为“小皇帝”，放弃铁饭碗南下深圳做一名低微的业务员……这之前的每一个位置，都是对之前的否定，但又都不是终点。

做了办公室主任的他，觉得这个位置上不可能再有大的发展，他需要再一次的改变。一年后，他主动出击，建议老板跟自己熟悉的舞钢合作，在深圳注册一家新的贸易公司，由自己出任这家新公司的老总。他的目标很清楚，争取机会为自己搭建一个平台，在这个相对独立的平台上，再看看自己的潜力到底有多大。

老板同意了。很快，中达旗下一家名为“全达”的新公司在许家印领衔下成立。许家印找朋友借了10万块，买了办公桌椅，报上打了广告招了人，公司就这样建立了。当时他的正式头衔，是全达公司的老总兼中达公司的办公室主任。

有了这个平台，许家印如鱼得水，全达的业务也是蒸蒸日上。他似乎天生是个公关天才，说服技巧高超，对很多人来说是工作外的应酬，他在天性上也不排斥。多年之后，人们还将会看到他如何凭借个人能力在国际资本市场筹集到巨额资金，帮助恒大走出因上市暂停造成的资金缺口泥潭。

而在当时，中达的老板终于看出，这位名为“许家印”，刚刚入行时的小小业务员，绝非池中之物。

一切归零

在深圳的那几年，许家印彻底放弃了在舞钢时期做领导的锐利与骄傲，放低身段从头开始。

许家印说，当初在三家公司中选择了中达，最重要的是“喜欢上了”当时的老板。许家印直觉，从这位老板和这家公司中，他会得到自己那时还缺乏的东西。

在舞钢，他是管理几百人的领导，在中达的几年，他却是个对姑娘伙子都喊师傅的小业务员。“那时的许家印，喊人喊得嗷嗷叫，开口就叫师傅，嘴巴很甜，也很谦虚。”一位跟他共事过的老同事回忆。这个形象，不仅与之后地产“枭雄”的名号不符，即使与他早年在舞钢时期的“小皇帝”形象也是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