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来了”十年： 台湾综艺节目整体已过低潮

1993年，台湾当局通过《有线广播电视法》，允许民营力量进入有线电视系统。1999年2月，该法修正版(更名为《卫星广播电视法》) 公布，开放外国公司营运有线电视权限。自此之后，“老三台”逐渐变成了超过100个电视频道，争夺台湾岛上2300万人口的一块不大的市场，而每月每户只需缴纳600台币，就可以全数收看这100多个频道。

詹仁雄对此愤愤不平，“2000多万人要那么多台干嘛?了不起十几个电视台就够了。”

现在，中天的广告价格已经萎缩为10秒钟2万块台币，还要再额外附送对方五个时段，“一搭五”变成了“一送五”。华视一年的营业额从60亿台币缩减为了20亿台币。从业人员的平均薪资水平锐减为15年前的一半。

而且，台湾法律不允许节目冠名厂商的产品出现在节目当中，也不允许以产品名称冠名节目，走口语化主持风格的主持人也不大可能仿效内地同行，在节目开始前用报幕方式报出产品。内地观众在爱奇艺网上看到的康熙，与中国台湾地区实际播出版本有微妙的差异，内地版本开场前以字幕走马灯形式播出的旺旺食品广告，在台湾只能换成蔡康永的书评。

仿佛就在一夜之间，两岸内容制作能力上的对比也发生了逆转。几年前，詹仁雄去福州，当地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惊讶于这位曾制作出《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等知名节目的制作人刚满40岁，称自己一直从中汲取养分，“我看你的节目，都要一秒一秒地定格，想这一秒你是要干什么?”

现在，詹仁雄常对着大陆制作的电视节目，向金星制作的新员工分析，为什么这几秒要切这个画面。

“我不服气。”他说。“这几年我们没有把握住优势。我们同文同种，为什么反而是美国、韩国的综艺节目拿到了大陆市场，而不是我们?”

为什么?最直白的答案也许就是没有钱。低廉的制作成本决定了台湾综艺节目只能以本土化的笑料和创意取胜，鲜少形式创新，格局不大。而正在蓬勃发展的内地市场需要更加精美、标准与可复制的节目类型。

听上去，曾经引一时风气之先，风靡华人世界的台湾综艺节目整体已陷入了“小打小闹、维持经营”的低潮。康熙第一任执行制作人梁赫群不讳言，“如今已经是台湾综艺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詹仁雄说，他憧憬过度激烈的竞争可以在几年内改变现状，但更大的希望还是寄托在互联网的崛起与两岸合作之上。习惯了50万台币预算规模的制作人、高效强执行力的团队和越来越小的文化隔膜，让他对内地逐渐开放的电视市场跃跃欲试。“看看《中国好声音》的评委、《我是歌手》的参赛选手，还有更多节目的幕后制作人员，其实我们的人已经过去了”。

然而，作为对电视台经营状况直接负责的马咏睿来说，现实是不等人的。去年，他决定让中天购买《中国好声音》的版权，首周收视率达到0.88，击败当周平均收视率0.72的康熙。

今年，他又决定买下《爸爸去哪儿》，准备播出。他去湖南卫视调研时，好奇地问，“《爸爸去哪儿》每次拍摄至少要30多台摄像机吧?”对方轻描淡写地说，“还好，大概40多台。”马咏睿复述这一故事时评论：“我把我整个公司所有摄影都调在一起，差不多也就这么多人了，他们只是做一档节目而已。”

我们在台湾采访时，恰逢《我是歌手》刚刚播毕，立白洗衣液在台湾没有售卖，但每个受访对象都在好奇地打听这一品牌，因为“他们的一个节目冠名费用就能做我们一家电视台”。

内容：与通告艺人这个特殊群体的相互倚重

“100年后再看台湾的这个时代，我认为，《康熙来了》是一个非常值得参考的文史缩影。”詹仁雄如此评价康熙的历史地位。

17年前，初出茅庐的詹仁雄画了一本漫画，《电视大国民》。那年他27岁，他送了一本漫画给好朋友陶晶莹，上面写着，“陶子，如果10年后台湾电视环境还是这样，那就是我们两个人的责任。”今天回想起来，他笑说，“当年我是哪根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