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抗令”致业绩下滑 抗生素企业受考验

在北京，北京市卫生局告诉各家医院，抗生素使用情况在内的四项指标将被纳入2012年医院评审申报的先决条件，“未达标并在规定期限内未达整改要求，将被取消当年评审申报资格，医院自行下降一个等级”。

在上海，围剿抗生素甚至变成了全民总动员。在地铁、公交车的移动电视和全市3.2万平米的商业写字楼LED广告屏上，抗生素知识的公益宣传片不断地滚动播放。

上海的五千多个居委会和二千多个“健康单位”评选的试点单位，被要求至少举办2场专门的抗生素知识讲座。而借助此前组织的9000多个市民健康自我管理小组，上海市还动员了其余26万名市民参加了相关的健康教育。

“我们正依靠社区力量的参与机制，发动志愿者进行全民宣传。”上海市卫生局健康促进处处长李光耀告说。

“我们专门拨出六百多万的经费，做了七百多万份合理使用抗生素的宣传品，确保在12月中旬前发到每家每户。”李光耀说。为了保证效果，上海甚至进行了同步的跟踪评估工作，“确保市民的抗生素知识得到正确的改变。”

“吊瓶大国”遗毒

卫生部之所以铁腕整治抗生素，源于一个公众普知的事实——中国已成滥用抗生素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一度被誉为“吊瓶大国”。

卫生部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委员肖永红教授曾做过的调查结果现在已广为人知：中国抗生素人均年消费量在138克左右，是美国人的10倍。

超时、超量、不对症使用或未严格规范使用的抗生素滥用行为，已成系统性问题。

“在许多医院，抗生素使用率甚至高达95%以上，连内科都能达到70%-80%。而美国只有40%多，抗生素使用率最低的北欧，甚至只有20%。”中华医学会行为医学会主任委员杨志寅说。

只顾利益而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医生甚至颠倒了用药的顺序。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姚岚举例说，许多治疗本应先使用最低廉的青霉素，但现在有些医生一开始就选择使用高端抗生素，导致低端药物彻底丧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