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没有对不起广州,广州也没有做错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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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元淦恭说 • 2019-01-07 10:38:21  来源:元淦恭说 E5228G2

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元淦恭说(ID: yuangg173),作者:元淦恭

这些年来,关于广州城市地位的相对下滑的讨论,已成为中国城市竞争的第一显学。有人在解释广州所面临的发展瓶颈时,常用的观察维度是财政,我的朋友孙不熟兄日前写了一篇《进击的杭州,无解的深圳,心疼的广州》,再次重申了他的观点,广州的负担太重,因为广州要养活广东全省的穷兄弟,和深圳的差距才日益拉大,广东省不应该这样压榨广州。这种说法很熟悉,20多年前川渝分治之前也有人这样讲,只不过那时候这样说的是重庆人,说四川省一碗水端不平,省会成都占了便宜,是计划单列的重庆养了穷兄弟,和今天的广深关系正好相反。

但是,广州的问题真是出在政府没钱上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为何沿海城市财政总收入高?

在广东,有一项很流行的说法,广州财政四分之三都上交了,只有四分之一归自己。不熟兄还专门做了统计,2017年来源于广州的财政收入5947亿,但广州的一般预算收入只有1533.06亿,后者正好是前者的四分之一左右。而杭州的财政总收入同期是2921.3亿,但杭州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1567亿,后者超过前者的一半,说明杭州财政上解压力小。

这样的分析看似严谨,但其实并不是事实的全貌。自1994年以来,中国实行的就是分税制而非包税制,具体到省会城市,其财政收入会有中央、省和市的三级。中国的税种有完全的中央税、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和地方税三类,财政总收入是这三类税收和其他非税收入之和,而地方政府的财力大小,最主要的因素并不是分成比例,而是税收结构。

以中国最大的税源增值税为例,营改增之后,中央和地方的增值税分成比例是5:5,也就是说,每产生100元的增值税,天然地有50元进入中央财政,只有50元留给省、市两级政府,在省、市各分一半的条件下(许多省份都是这个比例或在这个比例上下浮动),属于市级财政的部分就是四分之一。

现在主要税种的分税比例大致是,增值税中央地方五五开,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中央和地方按60%和40%分,关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进口增值税、船舶吨税全部归中央,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契税等全部归地方。大体上,按照分税制的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分到市一级的比例就是20%到25%左右,那么一个城市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明显偏高,可能有多重原因,一是城市接受的上级财政的返还比较多,二是这个城市的地方税比例比较高中央税的比例比较低。

广州、深圳的创税能力都比较强,其实很重要的因素是进出口。根据官方数字,2017年中国的平均关税水平是9.8%,考虑到出口退税的因素,2017年海关关税收入实际上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7%左右。深圳2017年进出口总额是2.8万亿,超过全国贸易总额的十分之一,所以深圳光是来源于进出口的关税收入估计就有2000亿左右。2017年,广州进出口总额也达到将近1万亿,相当于杭州的两倍,光是海关关税这一项保守估计也有七八百亿,占到广州财政总收入的15%以上,就关税一项,广州就比杭州多出好几百亿。

沿海城市的财政总收入占比内陆城市高,不完全是沿海城市经济质量好的因素,也和沿海城市的财政收入结构有关。天津、上海、广州、深圳,都拥有大型港口,是进出口货物的要冲,自然就会更更高的关税收入,而这恰恰是个纯中央税。事实上,关税、进口增值税这类税种和当地的GDP本身关系不大,因为流通的货物既不一定是海关所在地生产的,也不一定在海关所在地销售。所以说简单地用一个区域产生的税收,来看这个地方GDP的含金量和有无注水,自然也是不准确的。

广州的瓶颈在财政上吗?

所以,广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例比较低,不完全是财政上解的缘故,而在很大程度上与广州地区的纯中央税较多有关。但不可否认的是,相对于杭州,广州要养的“穷兄弟”是多了些,所以财政收入的返还比例相对较低。

但今天广州城市相对地位的下降,显然并不能由财政背锅。孙不熟兄单独把广州和杭州拿出来比较,但我们还要看到,天津、重庆、苏州的公共预算收入都比广州高啊,天津和重庆的地方政府比杭州、成都有钱多了,天津和重庆就比杭州和成都发展得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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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城市战争”,数据来源于网络

杭州历来最大的优势,不是政府有钱,而是“放水养鱼”。过去,杭州基础设施建设相当滞后,地铁运营里程极少,公共交通系统很不便利,最近这几年,杭州加大卖地的力度,大兴土木,这是城市发展补课的需要。广州和南京现在的地铁运营里程都已经超过370公里,杭州才117公里,杭州加大在基建上的投入无可厚非,而难道广州到了今天还要走财政扩张刺激投资这条路吗?

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广州和杭州、深圳相比,主要问题并不是政府缺钱,而是政府太强。在广州的百强企业中,民营企业的占比相当低,而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的占比相当高。广州最大的民营企业雪松控股,放在整个广东省民企范围内,也只能排第六。

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轴,就是民营经济的兴起,哪个城市民营经济发达,哪个城市就更有活力。在改革开放之初,民营企业通常比较弱小,很难和国企、外企竞争,所以大型国企总部和外资企业拥有最强的资源集聚能力。但随着中国经济“水大鱼大”,这种情况逐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深圳和杭州的异军突起,就是这种变化的反映。

高起点才是重负担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是中国发展起点最高的省会城市,没有之一。当中国仍是一个封闭国家之时,1957年在广州启动的出口商品交易会,就是内地对外开放的唯一窗口。上世纪八十年代广州迅速崛起,其根本原因也来源于中央给予广东全省开放、搞活的政策,彼时的广州、港商、侨商、外商纷至沓来,而上海仍是计划经济的堡垒。

从本质上说,广州的“开放”从一开始就是“钦定”的开放。如果中央没有选择广东,广州和武汉、成都这样的其他大区中心城市,并不会有那么大的根本性差别。广州作为中国开放最早的大区中心,占得的先机,是它过去几十年辉煌历史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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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广州白天鹅宾馆,内地第一家港资五星级酒店

大区中心的好处不用赘述。广州拥有南方航空、南方电网等巨无霸级别的央企,拥有华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交通枢纽,仅次于北京和上海的外国领事馆,也是宝洁、本田等外资企业入华的首选。这一切,让广州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迅速获得了比肩京沪的地位,成为所谓的“一线城市”。

这些优势条件,深圳和杭州都不具备。深圳当然也有招商局等一批央企,但总的来说央企和国企的占比一直不算太高,加之深圳在交通和对外交往上固有的劣势,也鲜有外资企业将中国区总部放在深圳。杭州就更不用说了,杭州几乎没有大型的央企,对外资的吸引力也非常弱,要搞中国东部的区域总部,别人都放在上海,杭州的外资区域总部,比偏居西南内陆的成都还差得远。

有的城市发展,靠的是国家的资源挹注。有的城市发展,靠的是自己。广州相对地位的下降,并不是来源于深圳和杭州的挑战,而是在于北京和上海的阻击。一个以大型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为主的城市,它的天花板是北京和上海,广州的国企再大,也没有北京上海的大;广州对外资的吸引力再强,也没有对外开放了的上海、北京强。

广州没有做错什么

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广州是中国的淘金圣地。如今,广州城市最大的尴尬,在于高端专业人才向京、沪、深、杭的外流。

广州勃兴最具代表性的产业,是外贸、快消和传媒,过去十年广州相对地位的下降,本质上是这三个行业相对地位的下行。先来看外贸,1998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是31.8%,到2008年达到历史性的高位70%,此后十年这个比例缓慢下行,直到2017年的33.6%,几乎回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水平,这意味着贸易本身在国家经济大盘子中的地位在下降。加之上海等其他贸易中心的分流效应,电子商务等新兴贸易形态的冲击,以及义乌等新兴市场的持续繁荣,广州作为外贸城市的含金成色相对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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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广州中信大厦,建成时为中国第一高楼

第二是快消。快速消费品行业,曾是中国金字塔尖的行业,多年前各种就业调查中,宝洁曾长期居于毕业生供职意愿的榜首,而广州作为中国的“快消之都”,也就收获了一整代中国最优秀的精英。时过境迁,广州仍然是中国的“快消之都”,但快消行业本身的光环已经散尽,互联网的蓬勃发展,让快消不再成为许多人的终极职业,而变成转入其他零售平台的跳板。据《中国企业家》报道,阿里巴巴的宝洁人已经超过200人,天猫总裁靖捷、阿里巴巴CMO董本洪、阿里零售通事业部负责人林小海等,都是宝洁的校友。

第三是传媒。我经常有个歪解,广州媒体业的相对式微,是从互联网普及开始的。过去,广东一向是中国媒体气氛最宽松的地区,也由此孕育了《南方周末》等风行一时的媒体标杆,但其实这种“宽松”的源头非常简单,因为广东可以收看香港的电视台,所以对内媒也不可能管得太死,管死了也就没人看了。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后,不同地区的信息级差被缩小了,北京人和广东人都可以上网,都可以看境外的信息,这客观上导致了中国传媒业重心的北移,随着《财经》的崛起,2003年《新京报》的创立,北京的媒体越来越强,人才的聚集效应也不断凸显。到2010年以后,就连《南方周末》的多数记者也都改在北京驻站,在广州常驻的留守者渐渐寥寥。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媒体行业因海量的广告投放,处于如日中天的鼎盛状态。《南方周末》记者的收入,甚至远远超过普通的金融、快消等行业的从业者。那是广州“黄金时代”的注脚。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四万亿”出台,这才是广州相对地位下降的真正导火索。刺激性政策带来的流动性过剩和全民加杠杆,使金融业产生了巨大的财富效应,2000年,一个毕业生到广州做记者,或者去宝洁做管培生,其收入很可能高于在金融机构,到2010年,这种可能性已经基本没有了。在京、沪、穗、深四个城市中,广州是唯一一个不具备全国性金融中心属性的,这导致在新一轮的人才竞争中,广州已经很难和京、沪、深争夺最顶尖的毕业生。

广州没有做错什么,只不过时代变了而已。

在过去的十年中,金融和互联网是中国仅有的两个最火的行业,而广州恰恰在这两个行业中和深圳、杭州有最大的差距。金融和互联网又有所不同,中国的金融业是高度牌照管制的行业,能不能成为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完全看中央意志,和当地的努力没有什么太大关系。而互联网则是个民营经济支配的行业,互联网巨头出现在哪个城市,不可能是政府规划的结果。

有人会说,之所以现在人们讨论广州和杭州的地位差别,不过是源于杭州出了阿里巴巴,而丁磊也把网易越来越多的人调到了杭州,但其实,这并不算是历史的偶然。互联网行业没有那么特殊,只有民营经济足够发达,才能够长出足够大的互联网企业,而在中国,真正拥抱民营经济的城市往往是被逼出来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广州最大的优势,也是它自己最大的瓶颈,用一个专业的术语来说,就是“路径依赖”。今天的广州面对的终极问题是,对于许多有事业心的人而言,它越来越成为跳板,而不是终点。

但对普通人而言,广州的“二线化”没什么不好。喜欢冒险就去深圳或者杭州吧,在广州喝早茶的生活总是更惬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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