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旧常态到新常态需要三大发动机

以前的经济旧常态

经济旧常态时期从何时开始算起?笔者认为有两种算法：一种是从1978年或改革开放启动时算起，另一种是从2002年开始算起。截止时间可以确定为2012年“十八大”召开之前。

旧常态时期中国经济有如下四个主要特点：

第一，经济高速增长。1978-2012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8%左右的高速增长，2003-2007年期间更是达到了年均11.6%以上的增长速度。这在世界经济增长史并不多见，故有人称之为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

第二，经济增长模式比较粗放。在此时期，中国经济主要依靠大规模资源能源投入来拉动增长，以致积累了比较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推动，据华冬芳等人采用索洛余值法估算，1979-2009年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8%，要素投入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3.24%。同时，投资效率较低，据史正富的研究，1978-2010年中国的资本产出比为3.92，美国1965-2010年的资本产出比为5.29，日本1980-2010年的资本产出比为14.69。

第三，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1978年以来，中国工业化快速推进，2000年以来重化工业更是快速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形成了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直至2013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才开始超过第二产业的占比。大规模建设工业园区、增加工业产值，成为各地的主要追求目标。

第四，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虽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化改革取得了明显进展，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但政府主导经济的体制始终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各级地方政府程度很深地直接参与了经济建设，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很频繁，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没有完全理顺。

目前的经济过渡态

经济过渡态时期从2012年到2016年或者2017年，估计约5年左右时间。过渡态时期持续多长时间取决于改革和转型的速度。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过渡态时期，未来两三年仍然处于向新常态过渡的过程中。

首先，我们来看看经济过渡态的内涵。内涵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新旧形态掺杂，既有旧的形态，也有新的形态。第二，经济不太稳定，由于经济处于增速换挡过程中，总体表现不太稳定。第三，不可持续，既然经济不太稳定，我们就不希望它持续太长时间，而是希望它尽快进入新常态时期。第四，存在经济结构调整阵痛，因为过渡态时期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一些产能过剩行业、附加值较低的行业项目将被淘汰，必然伴随着部分企业破产的阵痛。

然后，我们来看看过渡态时期面临什么样的机遇和有利条件。

第一，在过渡态时期，新一届中央领导已有了新的发展思路和战略方针，如强调推进全面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进依宪治国、依法执政，提出要适应新常态，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我们平稳度过过渡态时期。

第二，平稳度过过渡态时期需要口袋里有一些“子弹”，幸运的是，我们还有一些子弹。比如说，目前的财政赤字不是太多，还有扩大财政赤字的空间，同时还有进一步释放流动性、降息降准的空间，还有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空间，还有利用巨额外汇储备扩大对外投资、推进“一路一带”等重大战略的空间，还有强力稳稳的空间。

第三，目前已积累了向新常态过渡的一定基础。如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一直在稳步提高，2014年前三季度已经达到了46.7%，还在进一步上升过程中;就业的压力并不像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么大;政府财政收入、企业效益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幅比GDP增幅更高一些;中西部地区、新兴城镇和新兴农村地区有不少发展的回旋空间。

最后，我们来看看过渡态时期面临何种挑战和不利条件。

第一，过渡态时期多种问题在碰头。不仅有经济方面的问题，还有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方面的问题，不同问题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考验着党和政府的调控智慧。同时，国内问题还与国际问题交织在一起。

第二，过渡态时期面临着诸多的两难选择。比如稳增长与调结构、稳增长和控风险、稳增长与促改革、稳增长与保环境之间，都存在两难选择。许多人认为，改革一定有利于经济增长，其实不完全如此，原因有：一是改革的目的是多元的，包括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等，有时为了维护社会公平不得不牺牲一些经济增长，而且社会公平确已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二是部分改革有可能震破泡沫，影响经济增长。同时，稳增长与保环境(或建生态)之间也存在两难，要想有好的环境，经济增长速度就不能太快。这些两难问题需要我们通过高超的宏观调控艺术去解决，需要像“走钢丝”一样去维持平衡。

第三，在过渡态时期需要花较多的精力防范、控制和化解经济风险。过去十多年的超高速增长积累了一些风险和泡沫，化解这些风险和泡沫仅靠改革、转型和创新还不够，还需要运用其他一些特殊的手段，特别是挤泡沫和释放风险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