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的问题

 花别人的钱可不可以?可以。但花别人的钱是不能有自由的。花别人的钱一定要受到各种约束。林毅夫讲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内生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即在当时的资源禀赋下，依靠市场是不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于是要取消市场，搞计划配置资源。这是对的。但林毅夫忽略了一个细节。市场以私产为前提。要取消市场，就需取消私产、推行公产，也只需取消私产、推行公产。推行公产，于是就不能有经济自由，就不能不搞计划配置资源、论资排辈和取消择业自由等等。当时的经济实践者虽不懂科斯定理，但一定是感到了实践的要求。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实行计划配置资源不是偶然的，大搞论资排辈和取消择业自由也不是偶然的。这些都是公有产权约束下所内生出的避免租值消散的必要的措施，是与公有产权相匹配的必要的制度安排。论资排辈、没有择业自由好不好呢?不好。可是，又要坚持公有产权，又没有这样一些制度安排，事情会变得好起来吗?不会的，只会变得更加的糟起来。

我们很多人，不是深入下去发现因果关系，而是简单地批评这批评那，说这也不合理了，那也要不得了。但是给定任何基本约束，派生而出的制度其实都是用来减少租值消散的。

今天我们搞市场经济，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市场化的本质是什么?是经济自由化了。过去是中央集中计划决策，现在是大家分散决策;过去是生产队统一生产和收割，现在是各家各户自主决定生产和收割。自己的事，自己负责任。不是经济自由化，又是什么呢?

又要推行经济自由，又要坚持公有产权，贪污腐化、大量工作中消费就难以避免，富了方丈穷了庙的事情就会频繁发生。中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前董事长陈同海日均公务消费4万元，中石化上千万装一个吊灯，而李嘉诚花自己的钱，即使拥有经济自由他也不会这样花钱的。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在竞争领域我们已经基本上看不到国有企业了。

市场化条件下国有企业注定要出问题的。宏观经济形势好，问题不大;宏观经济形势一坏，问题就突出了。所以我总是讲，你搞国有企业可不可以呢，可以，那你要自由，搞计划经济好了。你要搞市场经济，就不要搞国有经济，因为本质上市场化乃是经济自由化。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提出一些表面化的政策主张，却不去深究这些政策主张背后的内在联系，因此也就不知道我们常常在做着一些相互矛盾的事情，在做着一些不可实现的事情。

当年国企改革，我们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就是建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政企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殊不知，这一切都是与传统公有产权概念不相容的。是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不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政企也不分离。但是，这些都是表象，问题的根源乃是在于坚持传统的公有产权。坚持公有产权，企业是不能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也是不可以自主经营、政企分离的。花别人的钱，负盈是可能的，负亏就断不可能了;负盈不能负亏，企业又怎么自我发展，怎么能够自我发展呢?

我们忽略了，没有自主经营权、政企不分，那是公有产权约束下所内生出来的避免租值消散的措施，是与公有产权相匹配的必要的制度安排。坚持国有，那就不能有自主经营权，就不能政企分离，也就不能搞市场化。这一点其实是很好证实的。我们很容易观察到国有经济比重低的南方地区市场化程度高一些、经济绩效和政府职能转变好一些，而国有经济比重高的北方地区则市场化程度低一些、经济绩效和政府职能转变差一些。

要申明的是，我只是说要搞市场经济，那就不要高国有经济;要搞国有经济，那回去搞计划经济好了。我没有说国有经济是不好的。好不好，那是价值判断，一百个人有一百个答案。我只是说，不进行产权改革，市场化只会使国有企业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垄断例外)。我只是说，既然我们选走了市场化道路，那么国企改革最终是要回到产权改革上来的。

花别人钱而不受约束的问题，其实是一个产权界定不清晰、预期不稳定的问题。

要知道，资源名义上可以国有，但因为交易费用的缘故，不可能让每个人都行使所有权的。中石化是国有企业了，名义上它属于13亿中国人，但能够让13亿人都来开会决定资产怎么用、收益怎么分吗?不能的，因为那样的话费用会高的得不偿失。13亿人拥有所有权等于人人都没有所有权。可是，无主的资产租值要消散，于是国有资产就不能不委托给政府职能部门的官员和董事长总经理们来管理：要他们才有权决定资产怎么用、收益怎么分。

以经济学的视角看事物，重要的可不是什么名义上的所有权，而是实际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所谓国有企业，本质上乃是官有企业。倒不是说这些企业百分之百归属于政府职能部门的官员和董事长总经理们，但主要归属于他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产权不是抽象的，而是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权利束在人群中的实际配置，这种配置常常是非对称分布的。

但是毕竟名义的所有权和实际的所有权不一致，他们不能名正言顺地享有企业利润，更不能把企业传承给自己的子女，于是主管官员、董事长、总经理们的短期行为就发生了。

严格来讲，国有企业只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才是比较名副其实地存在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经济自由，一切按计划行事，个人不能拥有生产资料，连消费品也要凭票供给。只有在此制度下，普通意义上的国有资产才是可能比较名副其实地存在。其实，即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资产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具有官有的性质。而一旦经济开始了自由化改革，国有资产的产权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就向着私人产权的方向走了去，向着官有的方向走了去。

千万不要以为改革开放深入到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产权改革，要知道，整个经济自由化的过程就是产权改革的过程——全部的经济改革，归根结底体现在，也一定体现在产权的变革上。我们总讲什么国有资产流失，但我们没有搞清楚国有资产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失的。我们以为只是在现在开始产权改革的时候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这是极端肤浅的看法。

如果市场条件下真有什么国有资产的话，它能不流失吗?一定要流失的。国有经济里都是一些形形色色的代理人，国有经济的一切交易无可避免地带有自定价格交易的成分。除非是回到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不给当事人经济自由，否则，国有资产注定是要流失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复强调国有企业的治理模式要回到计划体制那里去：企业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按计划生产，没有自主经营权，政企也不分离。自然，多数处于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是要进行公司化改造的，但是公司化的最终目的是要让国有股从经济中退出来，而断不是别的。

是巴泽尔的发现，任何的私产在边际上都具有公产的性质。反过来，任何有价值的资源都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有。不要相信国有资产人人有份的说法。就我等老百姓来讲，国有资产不流失，它跟我等有什么关系吗?没有。国有资产流失呢，它跟我等还是没有关系。说不定别人拿了去经营好了，多交一点税，多吸纳一点就业，倒不失为一件万幸的事情呢!我们需要清楚：国有资产是不可能保值增值的，能够保值增值的资产，已经不是国有资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