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收费之争是实实在在的利益之争

微信收费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对于微信是否收费的争论，工信部部长苗圩在3月31日表示，目前工信部正在协调运营商微信收费一事，他说，现在“(通信运营商)说我维护这么大的一个网络，还要投资还要运营，除了流量以外还应该有这些方面的收费，这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绝不能占有垄断的这个地位，卡死像腾讯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企业。”这意味着，中国的官方已经正式介入微信是否收费的争议，而且，倾向于收费的态度极为明显，据媒体报道，按照工信部的要求，目前运营商正在制订相应的方案并准备提交工信部。

工信部的介入，事实上使得腾讯和三大运营商的商业之争，被拔高至公共政策乃至立法的层面。如果工信部部长苗圩的公开表态代表了行业主管部门的意志，则几乎在预计不久的将来，“微信被收费”很可能成为一个既定的事实。然而，工信部的这种“官方”的表态，并不能平息微信是否收费的争议，相反，由于微信收费不仅仅影响包括腾讯在内的OTT行业的未来前景，影响到中国几亿互联网用户的切身权益，更可能因为不适时的收费，直接戕害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创新动力，乃至最终影响中国在全球第三次工业革命角逐中的成败，因而很快由一个商业事件演化成公共事件。微信收费的本质，绝非简单的OTT企业与电信运营商之间的利益博弈，而是一个多维层面下的很可能影响国家竞争力的重大事件。微信收费之争，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解读：

首先，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利益之争而流量之争。在微信崛起之前，互联网企业都在相继开发即时通讯工具，三大运营商也在推出自有品牌的OTT应用，如飞信、翼信和沃友。在此之前，从未提及所谓的收费问题，因为这些通讯工具对运营商并未形成威胁。但威胁的崛起，直接损害了三大运营商的商业利益，成为三大运营商未来发展的最大的敌人。中移动董事长奚国华此的话可谓切中本质：“三家电信运营商之间的竞争，仅仅是量的变化;而来自互联网的竞争，有可能引起质的变化。”以2012年的年报为例，中移动的净利润同比仅仅增长了2.7%，创下了近三年的新低。语音业务增长放缓成为主要原因。互联网数据中心数据显示，从2012年的全年数据来看，电信运营商短信量比去年下降20%，彩信量下降25%，电话业务量甚至也下降了5%。今年前两个月全国短信业务量达1576.1亿条，同比仅仅增长0.7%，而2012年同期的增长却为7.6%。大幅滑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微信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替代了三大运营商包括语音、短信、彩信等在内的核心业务，从而使得运营商的收入大幅减少。而所谓的“微信等OTT业务占用大量的信令资源，从而可能导致网络通信瘫痪”的说法完全就成了一个赤裸裸的借口。

其次，这是垄断暴利与通讯行业的开放之争。在微信收费的言之凿凿的理由中，运营商承担了巨额的网络建设费用成为了微信收费的最大理由。事实上，这种说法，和当年向用户收取电话初装费一样的荒谬。中国的网络用户，已经缴纳了高出很多国家数倍甚至数十倍的网络费用，完全有权自主决定上网，发邮件，看视频，发微博等种种自己喜欢做的事。单独对微信收费逻辑的荒唐之处就在于，如果一个用户选择用网络主要看视频，难道运营商就要对“看视频”的行为单独收费吗?而且，基于互联网的开放原则，即使对微信收费，但别的互联网企业很快就会开发出类似的东西，难道运营商要对每一个即时通讯工具都要进行收费吗?这很显然，违背互联网发展的基本的规律。

特别是，网络基础设施作为一个国家的公共产品，包括美国、欧盟在内的很多国家为了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挑战，将其作为国家提供的基础设施，网络属于全民，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到处可见免费网络。作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中国的通讯费还是网络费，都公认属于全球最昂贵行列，这可以从三大运营商的年报中一览无余。2012年中移动营收5604亿元，净利润1293亿元，净利率高达20%以上，中国电信营收2831亿元，净利润149亿元，中国联通营收2489亿元，净利润71亿元。如此之高的利润，让国外目前已经沦为微利行业的同行艳羡。在网民承担了高额的上网费用，缴纳了高额的通讯费用之后，运营商在获得巨额暴利的情况下却又以建设网络基础设施之名试图通过收费等扼杀对其造成威胁的微信等OTT企业，其目的并非为了保证网络的通畅，而是为了保护其垄断利润。用IT行业著名专家胡延平的话说：“不移动就能获得千亿利润的只有中国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