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生物医药产业逐渐丧失本土优势

近些年，国家政策支持力度逐渐加大，海外人才纷纷回国发展，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形成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涵盖研发、生产、销售各个环节。其中，生物医药CRO(合同研究组织)和生物仿制药生产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国内CRO领域，药明康德利用自身国际背景突破国内市场的狭小格局，通过本土操作成为成本领先者，经过10余年的高速增长，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CRO企业之一。而本土的中信国健走的是产学研一体化发展之路，借助益赛普这一拳头产品，带动了企业的快速发展。

两者分别作为所在行业的代表，尽管发展路径不尽相同，但仍有一些共同点，如竞争优势仍然集中在低人力成本和原材料供应方面，这是中国CRO企业和生物仿制药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有力武器。

但与此同时，技术基础的薄弱、经验积累的不足、跨国药企的挤压以及风险投资的欠缺等因素越来越成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瓶颈。

人才“捆绑”战略

目前国内已经形成以北京、上海、山东、江苏等地为代表的生物制药企业集群，集群内部有明显分工，加速了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

据前瞻网记者了解，“十一五”期间，我国生物医药产业规模增长272%，其中在CRO领域，我国已经超过印度，成为亚洲研发外包的首选地。

中国各级政府和国内药企日益注重吸引高端海外人才，归国留学人员带来的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对促进生物制药产业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以药明康德和中信国健为例，两者科研管理核心团队大都有海外留学经历，并均持有公司相当一部分股份，从而使核心团队的利益与股东利益捆绑在一起，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向国际通行做法靠拢。其中，药明康德创始人李革的海外背景是该公司能够从国内众多CRO企业中脱颖而出的关键因素，该公司所有的124项发明专利申请中，发明人中包括李革的多达69项。

据调查，仅在京津地区，中美奥达、中美冠科、康希诺等多家生物医药企业的核心团队皆来自海外生物医药巨头。这类由归国高端人才创办的生物医药企业较容易获得投资者的认可，为其后续发展壮大提供保障。

例如，去年5月，中美冠科完成了2880万美元的第三轮融资。同年，创办近3年多的康希诺获得了3000万元的风险投资。

在这些海外归国人员的强力推动下，国内生物医药企业从早期研发、临床试验到最终产业化的各个环节，都拥有成本优势。

据统计，药明康德的人均营业成本不到国外竞争对手的一半，中信国健产品售价仅为进口药的20%，但仍能保证营业利润率逐年提升。这些都是我国原材料和人力等要素价格优势的直观体现，也是国内生物医药行业企业与跨国企业竞争的主要优势。

本土优势弱化

然而，本土生物医药企业的上述成本优势正在逐渐弱化。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表示：“随着人民币升值、人力成本上升以及越来越多企业的加入，该领域已出现竞争压价的现象，使得本土CRO企业利润空间受到严重挤压。”

据前瞻网记者了解，在高速成长的背后，国内CRO的领军企业药明康德面临一系列隐忧，比如技术基础狭窄、创新能力缺乏、客户集中度高等。而对于中信国健，销售过度依赖某一种药物，反映了其技术积累不足。

国内生物科技基础科研水平整体不高，已经成为制约相关产业发展的瓶颈。

美国的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都是依托基础研究的突破性成果，结合风险投资发展起来的，两者缺一不可。上述分析报告指出，反观国内的情况，虽然近两年风险投资的队伍不断扩大，但基础科研水平有待提高，造成有投资价值的突破性成果不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

此外，发达国家医药市场表现疲软，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医药需求持续增长，许多跨国药企开始在我国进行全产业链的战略布局，通过并购国内发展较好的企业，建立研发中心等方式冲击本土生物医药产业。

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副院长周泽奇表示，目前全球十大药企几乎均已在华投资设厂或建立研发中心，已从传统的处方药销售向全产业链布局转变。诸如诺华以1.25亿美元收购了浙江天元85%的股权，辉瑞出资2.95亿美元与海正药业合资，葛兰素史克将海王英特龙变为其独资公司等等。

同时，由于风险大、投入高、周期长等因素，本土生物医药企业面临融资方面的困难。在美国等生物医药产业发达国家，药企的创立和发展离不开风险投资的支持。在这些国家，风险投资相对成熟，在注资生物医药企业获得丰厚利润回报的同时，知道如何更好地规避风险。而我国生物医药领域的风险投资热情虽然不断增长，但尚未成熟。一些由海外归国团队组建的生物医药企业也主要是靠海外风投。

近年，国家开发银行以及一些商业银行先后推出金融激励方案。北京银行副行长许宁跃表示，近些年我国风险投资发展很快，但真正能满足生物药企创业初期融资需求的风险投资公司数量还不是很多，更多的还是各家商业银行在为处于创业初期的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虽然有银行的支持，但生物医药产业的长远发展仍依赖于本土风投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