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撤单” 带来路径拷问

面对仅有中墨联合财团独家参与墨西哥高铁项目投标的不正常现象，不论是墨西哥当局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使然，中企均应适当地主动质疑，必要时甚至可以协助墨方引入多家投标方，没有必要给墨方反对派，以及欧美等相关投资方留下口实。

超低的承建价格、且附以高达85%的贷款支持，如此优越的合作条件，却依然难以防范不确定风险的发生—面对由“墨西哥撤单”事件所引发的中国高铁首次“出海”受阻，11月9日，中国铁建正式对墨西哥取消高铁项目中标结果作出回应，“必要时将通过法律途径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尽管，诚如中国铁建在回应中所称“中国铁建此次投标，始终遵守墨政府公开招标程序和要求，投标内容也符合墨方标书规定”，尽管，基于中国高铁较高的性价比，即使重启投标再次夺标也将是大概率事件，但是，全面聚焦“墨西哥撤单”事件，依然有自我反省的必要。

首先，对墨西哥等政局动荡的发展中国家，中企在大举进行投资之前，除经济层面的收益评估外，是否还应进行包括当地政治生态、民意舆情等方面的不确定风险评估。在这方面，其实我们已有教训，今年10月委内瑞拉对我国对其发放的500亿美元贷款正式违约。

其次，对于部分发展中国家为快速引进外部投资而自行压缩招投标程序的行为，我们不仅不应抱着“清者自清”的心态与其呼应，反而应主动要求其合规操作，以此规避此后的不确定风险，并为中企“出海”树立良好的商业形象。仍以“墨西哥撤单”事件为例，面对仅有中墨联合财团独家参与墨西哥高铁项目投标的不正常现象，不论是墨西哥当局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使然，中企均应适当地主动质疑，必要时甚至可以协助墨方引入多家投标方，没有必要给墨方反对派，以及欧美等相关投资方留下口实。

还有，我国对外带有援建性质的基础设施投资思路，当前有必要进行扭转。这是因为，与上世纪60—70年代相比，现在我国早已不再是过去的“被孤立”对象，故而，我国对外的投资行为应以新兴市场化国家形象，“在商言商”地参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以此进行参照，不到1.3亿元人民币/公里的高铁承建价，且附以高达85%的贷款支持，这笔尚有争议的墨西哥高铁项目，其实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援建性质。

最后，从中企海外投资的经历来看，纯粹的国企很容易被人误会，适当地引入民企参与，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猜疑。与纯粹的国企对外投资相比，事实上，与我国近年来国企走出去屡屡受挫相比，我国民企的海外投资也不乏成功案例，沙钢与澳大利亚的铁矿并购、广汇与哈萨克斯坦的油气合作，都已取得较为不错的成绩。就此次墨西哥高铁项目而言，诚然国企拥有高铁项目的技术和装备制造优势，但是在具体的施工建设环节，其实可以适当地引入民企参与，这不但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政治色彩，而且可以相对提高对外投资的效率。

“墨西哥撤单”事件的意外，其实是对我国企业“出海”路径的又一次拷问。之于当下而言，在我国已由改革开放前的技术和资本洼地逐步转变为技术和资本高地的情况下，加速我国对外投资步伐固然已是大势所趋，这不仅是我国在发达国家外需收缩之下拓宽外部市场空间的必要，更是我国通过转移优质过剩产能引导内部产业结构升级的必然。

但是，在此大方向之下，我们的对外投资切不可盲目突进，主动寻求更具市场伦理的对外投资合作路径，否则，中企走出去仍会屡屡受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