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保基金的是非长短

近日来，因为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对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的审计结果并指出了社会保障基金在管理运营方面的四个问题，引发了诸多媒体的炮轰。为了澄清事实，消除误会，于是这个新闻事件就有了“官媒辟谣社保基金贬值百亿：系媒体自己推算”的新动向。

官媒的辟谣，标题有点不对，因为光凭“媒体自己推算”，未必就能证明“贬值百亿”的说法就一定不正确。加上官媒对此以“谣言”论处，有点“有罪推论”的意味。

当然，若论官媒的调查，应该还是负责任的，费了一番心思，请出了金融界的诸多大腕来帮忙算账。其中得到澄清的事实大致有三：

其一，投资经营，当把所有的鸡蛋分散放在各个篮子里的时候，总会有输有赢，有赔有赚，只要整体收益是赢利的就行。社保基金理事会自成立以来，基金收益相对稳定。据社保基金理事会2014年6月发布的2013年度报告显示，2013年度基金投资收益685.87亿元，基金投资收益率6.2%；基金自成立以来的累计投资收益额4187.38亿元，年均投资收益率8.1%。

其二，审计署审计的“社保基金”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会理事会管理经营的社会保障基金，与人社部管理的社会保险基金完全不是一回事。后者在坊间和媒体上常常也被称为“社保基金”，但必须注意，此社保基金非彼社保基金。就其性质而言，社保基金理事会管理经营的社会保障基金，是国家为现行社会保障制度未来可能出现的不时之需储存的一笔政府基金。

其三，有媒体根据2.6%的CPI、0.35%的活期存款基准利率和3%的定期存款基准利率以及社保基金在活期存款、定期存款的分布状态，推算得出养老金因为负利率遭受损失的结论。专家指出：这样的计算也是有问题的。不过，这个计算其实不是针对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而是针对人社部的社会保险基金的，媒体在这里又将这两个基金弄混了。

官媒搬出诸多大腕来澄清事实应该说是有道理的，因为不如此就有可能造成不了解金融市场的普通公众的恐慌心理。但是，细读之下，还是有一点疑问。当今世界，投资环境并不好，国家专门做一个社会保障基金，并指望靠其投资运营保值增值来防范未来的风险，是否有必要。

首先，不管怎么说，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效益在下降，2013年已经降至6%上下。而引以自豪的平均8%的投资效益，实际上主要是靠2007年43%收益率在支撑着，当时的高收益主要是因为股市大幅上涨，而此后股市则一蹶不振……

其次，社会保障的本质是再分配。要保障当代人的基本需求，靠的是当代社会生产的物质财富。茅于轼最近指出：现代人的消费，吃的，穿的，用的，以及各种服务，都是当代人提供的。前人无论如何增加储蓄，也不可能为现代人提供粮食或服务。就此而言，国家储存一笔钱用于社会保障未来的不时之需，其实意义并不大。这样的储存减少了现时的消费，而到将来拿出来用，并没能增加那时的物质财富，所以和“量化宽松”的效果其实是很相近的。

如果放眼世界，看看时代的潮流，早在20世纪90年代，国际劳动组织就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社会保护。1993年，国际劳工局局长汉森说：“近期来，也就是在过去的三四十年期间，社会保障的概念已进一步扩大到向所有公民提供普及化的基本社会支持的社会保护体制，而不再考虑交纳投保金情况或就业史。”汉森的讲话表露：社会保护已经超越了被绝对化了的社会保险的政策思路和制度安排，不再纠结于是否缴费以及工龄长短。

2012年，国际劳工大会通过了《关于国家社会保护底限建议书》。以此为基础，国际社会其实又达成了新的共识。《建议书》中提出的新的建议是：各成员国要重新确定提供社会保障的选择顺序，优先考虑那些目前未受保护的、贫穷的、弱势的社会群体，譬如在非正规经济组织中的工人及其家庭，要为这些社会群体在他们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提供有效的、基本的社会保障。《建议书》还提出：要重视以非缴费型或者根据经济情况来提供福利保障，确保相关制度安排的有效性，使被保护的社会群体和个人能够得到必要的商品和服务。

以上种种，值得中国决定社会保障制度走向的官员们和学者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