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10年中国经济大趋势

宏观政策的新常态：前期政策消化期，从西医疗法到中医疗法

过去10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处于上行通道，经济下行基本是周期性波动，决策者更倾向于从需求端入手，通过“大投资”、“宽货币”实现总量宽松、粗放刺激，弥合产出缺口。这种思路类似于西医疗法，一生病就要吃止疼药、打抗生素，对疼痛的容忍度低。从积极的一面讲，西医对症下药、药劲猛，在治理危机时见效速度快。但是，从消极的一面讲，这种疗法治标不治本，而且是药三分毒，长期使用西医政策必然会产生不利的副作用，甚至造成严重的后遗症。

从历史上看，凯恩斯主张的干预政策虽然带领各国迅速摆脱战后萧条，但却间接导致了滞胀困境，里根和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虽然成功克服了滞胀，但却为之后的全球金融危机埋下了种子，同样道理，中国的四万亿虽然保住了经济增速，但却导致了今天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债务风险。

未来10年政府将采取一种全新的中医疗法。面对病痛，不再是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休养生息、增强身体的免疫机能，凭借自身力量克服病痛，消除病根。也就是说，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政府不再寄望于通过“放水”、“刺激”等需求管理手段抬高经济增速，而是如习近平所说：“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坚定不移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宁可主动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也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长远发展问题。”

财政政策方面，新常态是从挖坑放水到开渠引水，从建设型财政到服务型财政。城镇化投资需求巨大，仅靠财政远远不够，而且可能加剧效率低下、权力寻租、政府债务等风险。未来随着政府加快简政放权、转变职能，财政也必须从“挖坑放水”式的建设型财政向“开渠引水”式的服务型财政过渡。“开渠”总体思路是“开正门，堵歪门”。“开正门”，适度扩大地方政府举债权限，引导地方政府以市场化原则发行地方债，同时搭建平台和渠道，引入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公共建设和服务。“堵歪门”，加强对银行同业业务和影子银行监管。“引水”即引导财政资金和社会资本的投资重点从经济建设向服务民生转移。中央财政预算中与民生关系最为密切的社保、医疗、教育三项占比已从2010年的15.3%大幅攀升至2014年的19.1%。但和发达国家近50%的水平相比，未来仍有很大提升空间。此外，棚户区改造、保障房建设等惠民生支出也将继续提升。

货币政策方面，新常态是从宽松货币到稳健货币，从总量宽松到结构优化。所谓稳健，即“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货币政策不能大幅宽松，当前经济减速属于结构性下行，并非松银根可以解决，而且总量宽松时，资金大概率流向房地产和产能过剩行业等资金黑洞；货币政策也不宜过度收紧，因为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传统行业存在下行压力，但新的经济增长点尚不成熟，货币政策必须维持适度，避免经济出现“硬着陆”，同时通过定向宽松，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更多地将信贷资源配置到“三农”、小微企业、现代服务业相关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实现“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的目标。

政策思路的转变带来政策工具的变化。2012年三季度以来，央行基本放弃了直接的总准备金率和存款利率调控，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的正、逆回购操作。央行通过频繁公开市场操作，对货币政策进行预调微调。尤其是自2013年年初推出常备借贷便利（SLF）和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以来，货币政策通过不同期限的搭配使用，通过正、逆回购和SLF、SLO等多种公开市场操作工具调控流动性的手段愈发精细和娴熟。

供给管理方面，新常态是从浅水区改革到深水区改革。如前所述，中国目前的经济减速不是简单的周期性现象，自然不能单纯依靠逆周期的需求管理，更重要的是打破供给端的瓶颈，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增长动力哪里来？习总书记上任之初就给出了明确的答复：“只能从改革中来”。2012年12月7日，距离十八届政治局常委亮相不到21天，习近平第一次离京调研选择了重走小平路，宣示对攻坚深水区改革的信心。时隔一年之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近平亲自出任组长。

改革的核心是从制度层面打破未来十年经济增长的供给瓶颈，对冲潜在增速的下行压力。首先是改革基本经济制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包括国资国企改革（理顺国企与出资人以及国企内部的关系，提高国企运行效率）、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降低企业税收负担）、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简政放权、强化市场）和涉外经济体制改革（从贸易开放到投资开放，从制造业开放到服务业开放，探索负面清单管理）四大关键领域。其次是改革人口和户籍制度，改善劳动力供给，包括放开“单独两孩”，逐级放宽户籍限制等。第三是改革金融体系，改善资本供给，包括理顺价格（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健全市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新国九条）和深化开放（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等。第四是改革土地制度和城乡管理体制，改善土地供给，重点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进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