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提价将是饮鸩止渴

北京地铁涨价成为了近期一个热点的议题。很多人将地铁的涨价矛头指向了北京对于地铁运营的高昂财政补贴，认为是地铁亏不起了，实际上则不然。我们看到两会之后的北京实际上政策已经开始形成了微妙的变化。

去年底结束的中共中央十八界三中全会《决定》里就提出：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紧随其后，我们看到北京开始打出一系列的政策牌，从清理群租房，到传说中第二首度的选址，以及中心城市教育资源确定性的外迁，再到今天地铁、公交运营的涨价传闻。实际上，可以说政府的一系列政策，瞄准的都是北京的大城市病问题。

很多人不理解政府为什么这么做，实际上，对于大城市的人口管制以及对于本地的福利摊薄问题，中国在近代的几十年内，一直没有放松。只不过过去的调控方式是户籍制度，而到了当前，户籍制度相比之过去开始放松，并且即便没有户籍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行政上的管制进入瓶颈，特别是随着社会进步，呼吁开放行政管制的呼声也在随之增强，那么政府如何保证大城市的正常运作，如何保证本地居民的福利？唯有经济手段。

甚至早些时候，国内有专家表示，应该进一步的加大一线城市的生存门槛——多少万以下的汽车停止上牌照。这看似夸张，实际上我们看到与当前的政府行为，却也仅仅一步之遥。

对于群租房、交通成本，实际上，政府这么做的唯一目标是城市底层，更准确的说是务工群体。原因很简单，根据数据统计，对于地铁涨价敏感度最差的是上班族和学生，因为这两个群体恰恰是交通消费的刚性人群。而务工人群却不是如此。

一方面，清理群租房之后，务工人群的居住相比于本地人群会更加偏远——北京市民的通勤时间是1.3个小时，而外来务工人员则大多处于两小时以上。与此同时，这一人群大部分处于北京的低收入工作岗位之上，距离远、收入少、时间成本巨大，再加上北京资源高度聚集于中心城区，外来务工人员的选择实际上非常有限。交通成本的增加很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然而，政府不断的加大生活成本的同时，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这样的“人口清理”是否真的能够营造出理想中的城市？我们都知道，无论如何发展，单一城市必然同时存在中高低收入职业和中高低收入人群。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单方面的清理低收入的底层居民就能造出一个只存在中高收入人群的北京吗？赶走了低收入人群，又有谁来承担低收入工作呢？

更重要的问题是，对于本地居民来说，单纯的依靠生活成本挤出外来人口，最终仅仅只能是“鱼死网破”——一个不太恰当地比喻。对于城市来说，北京的人口被挤出，资源却依旧集中，这种情况下，增加的生活成本无法回落，反而要承担新的人口涌入的压力。

实际上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来说，大城市病的消解，不应该仅仅将视线集中于本地。如果不积极推进资源的外迁，以及地方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对于大城市来说，单纯的提高地铁票价，只能是饮鸩止渴，治标不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