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肿瘤治疗效果差异为何这么大？ 一文了解背后的五大因素

衡量肿瘤患者存活情况的国际权威指标是五年相对生存率，其指的是已确诊为某疾病的病患从确诊开始后五年的存活百分比，除以与该病患相同性别与年龄层正常人五年后的存活率百分比。

据我国国家癌症中心统计，我国2003-2005间年确诊的肿瘤患者总体五年相对生存率仅为30.9%，而同一时期美国肿瘤患者总体五年相对生存率为66.9%，较我国同期高出36个百分点。细分来看，针对不同部位癌症，除了胰腺癌、食道癌及胆囊癌之外，我国几乎都体现出了低于美国的五年相对生存率。

影响中美五年生存率差异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因素一：肿瘤筛查推广不足

如果能够在局部癌症时期就确诊，则即使是肺癌、胃癌也可达到50%以上的五年相对生存率，而结直肠癌、前列腺癌和乳腺癌等治疗水平较高的癌症可达到90%以上甚至接近100%的五年相对生存率。然而如果是到了远转移阶段才确诊的患者，则其五年相对生存率仅为10%附近（肺癌、胃癌、结直肠癌及肝癌），即使是容易治愈的癌种前列腺癌及乳腺癌也只剩下百分之二十几的相对生存率。

而我国癌症筛查乃至普通健康体检的渗透率都较低，导致我国肿瘤确诊分期集中于中晚期，占比接近九成；早期确诊的比率远低于美国，相差近28个百分点。其结果是较高的局部复发乃至远处转移率，对治疗效果极为不利。

因素二：肿瘤诊疗模式差异

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MDT）是国际公认的最先进的肿瘤治疗理念之一，该模式是由多个学科成员组成固定的工作团队，一般包括影像、病理、内镜、内科、外科、放疗、护理甚至营养学家、心理工作者等，形成相对固定的专家组，针对某一器官或系统的肿瘤，通过定期（例如每周一次）的制度化讨论，对每个病人提供一站式的服务，针对诊断或治疗手段达成共识。

MDT模式与普通会诊的显著不同在于，普通会诊是按需召集、一次性的，一般只针对棘手的疑难、晚期病人，其参与人员也是开放性的，没有制度保证；而MDT模式在国外一般是普遍性的（针对所有入院肿瘤患者），贯穿治疗全程，且其参与人员以团队形式组织，人员基本固定，每周定期召开，具备制度保证。最关键的是，MDT模式体现治疗以病人为中心，医治本质达到病人整体，将病人长期生存纳入考虑，而不是治病不治人。

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等发达国家的绝大多数大型医院在肿瘤治疗中均采取这种模式，其中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家强制使用MDT模式，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在肿瘤治疗指南中建议对所有患者使用这一模式，美国NCCN指南也推荐使用MDT模式。

而我国仅有少数顶尖大型医院在尽力采取这种模式，但是由于制度限制和业务量过大等原因，很多都近乎传统会诊，与国际意义上的MDT模式差异仍然很明显。

因素三：放疗率低下

我国肿瘤医疗服务供需之间存在较大缺口，肿瘤医疗服务资源可及性不足，导致大量肿瘤患者得不到完善的治疗。特别体现在我国放疗率与国际水平及理想要求差距较大，放疗设备数量仍不足，且先进放疗技术未得到普及。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披露的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放疗设备可及率低于包括美国、日本、韩国在内的几乎所有高收入国家。此外，先进放疗技术在中国的渗透率较低。目前我国放疗设备仍是以普通的直线加速器为主，能够开展国际常规3DCRT、IMRT、IGRT技术应用的单位仅占比70.7%、50.1%和31.5%，较低的放疗精准程度难以获得患者的认可；而能够应用VMAT、SBRT及TOMO的单位仅有7.9%、16.5%和1.1%，放疗技术的缺陷对治疗效果存在负面影响。

因素四：新药\新疗法引进不足

由于2015年之前存在较严重的审评审批积压问题，我国对于国际上新出现的先进药品\疗法引进不足；而且，由于2017年前医保目录更新缓慢，即使是已经通过审批在华上市的药品也存在着医保无法报销的情况，严重制约我国肿瘤治疗水平。

因素五：存在病理分型区别

同一癌种不同的分子\组织病理分型等的国家间差异也影响我国五年相对生存率。不同部位不同组织的肿瘤千差万别，以胃癌为例，其按发病部位可分为近端胃癌（PGC）和远端胃癌（DGC），前者恶性度较高，后者预后明显好于前者。而由于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等差异，日本胃癌发病中的近端胃癌比例（约15%）明显低于美国（30%左右），而美国又低于中国（40%以上），这导致即使是在同一分期下，日本胃癌的五年生存率也远远高于美国，而美国则高于中国。

更多数据请参考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肿瘤医院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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