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怎么去实现“收入倍增”？

刚刚结束的十八大提出了中国版的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到2020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收入倍增计划最早是由日本提出的。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为了推动日本经济的发展，采纳经济学家下村治的建议，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场新经济运动成为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1968年，日本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经济强国。到1973年，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2倍。日本从此诞生和形成了一个强大和稳定的中产阶层。

我国学者早在2010年也提出了类似的提议。2010年6月3日，人保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做客人民网与网友互动时表示，我国可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如果年均工资增长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

我们为什么需要收入倍增计划?我们知道，投资、消费与进出口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发达国家，消费对经济的贡献高达70%，而在我国，消费的贡献率不足45%。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收入分配出现了问题。而这种方式是不利于经济长期快速稳定地增长的。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统计数据，从1997年到2007年，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下降至39%;企业利润占GDP的比重则从21%上升至31%;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1%上升至20%以上，若加上土地出让收入等，大口径的预算收入接近国民收入的30%。2011年中国GDP为47.16万亿，同比增9.2%。全国财政收入10.37万亿，同比增24.8%;全国国企总营收3.68万亿，同比增21.5%，其中总利润2.26万亿，同比增12.8%，增幅均远远超过GDP增幅。改革开放以来，蛋糕做大了，但分配无疑在朝强势的资本尤其是政府过度倾斜，而居民的消费能力却在下降。

因此，我们需要培养我国的重要消费力量——中等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既是稳定与秩序的中坚力量，也是消费的主力，兼具社会与经济双重含义，只有中等收入阶层壮大，才能保证社会和谐有序地发展。而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对中等收入阶层的培养有着重要促进作用。

从数据来看，如果保持目前的经济增长水平，居民收入每年同步增7.2%，就可实现十年翻番。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同比名义增14.1%，实际增8.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同比名义增17.9%，实际增11.4%。开局第一年，城乡居民收入都轻松跨过7.2%的槛。但是前瞻产业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小组认为，随着全球经济下滑，想要保持2011年的增长情况似乎有点困难。因此，我们需要从制度上着手实现收入倍增计划。

目前，如上述数据显示，我国收入分配体制不够公平合理。把GDP比作一块蛋糕，如果分蛋糕的方式很公平，譬如让非人格化的机制(如市场)来分，或只吃不分的先拿、分蛋糕者后拿，那大家心服口服，就可以一门心思创造财富了。但如果分蛋糕者可以先拿走一块，那他一定把最大最好的一块留给自己。

这种收入分配结构，根源在于发展主义的经济发展方式：政府与国企主导，以投资方式拉动经济。在地方政府对重化工等大项目的偏爱之下，当下投资占GDP的比重已超过50%。这既有悖于十八大报告中的愿景——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也导致了居民在收入分配中的弱势和消费在经济结构中的弱势，有碍于中等收入阶层的壮大和向消费型社会的演进。

那我们怎么才能保证收入倍增计划的实现呢?靠改革!十八大在提出收入倍增计划的同时设定了优化收入分配的目标：“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早在2012年10月，国务院在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时定了一个原则：“凡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

为了优化收入分配，不妨规定居民收入增长率不得低于财政收入增幅，财政收入增幅高于居民收入增幅的部分，就为普惠性减税提供了空间，减税会刺激企业扩张，增加对劳力的需求，从而增加居民的收入。也不妨规定将国企利润的一部分用于充实社保，以提供普惠性基本保障，可使工作者的社保缴费大幅度降低而维持目前的保障水平不变，工作者直接拿到的钱就会大大增加。这样，居民能拿到的蛋糕份额会大很多。

总之，收入倍增要靠改革，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牵涉到经济改革，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既牵涉到经济改革，也牵涉到公共治理改革。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慢慢削弱，世界工厂的冠冕可能失色，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的前景正在分娩之中，改革就是要助其顺产，让国人享受消费型社会的甜蜜与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