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限购”显失公平！(上)

长期以来，我都是一线城市房屋“限购”政策的热情支持者，因为这是压制投机买气、确保贫富差距不致越趋恶化的药方之一。

限购已面临调整必要

惟自去(2014)年下半年中央到地方持续、不计代价的救市之后，我的判断开始发生变化，逐渐感受限购已显失公平与正当性，因为所有刺激方案的主要受益者均系当地户籍家庭，而一线城市的外来人口已事实超越本地人口。

姑且不论本地户籍家庭通常都有房而明显占据先天优势，北上广深自诩为国际大都会，在引导购房买气时，却采取内外有别的保护立场，似既不与国际接轨也不合时宜。

当然，我充分了解与挟大量资金进场的“三外”——国外、境外、省外人士相较，本地户籍家庭显得弱势了些，上海甚至流传“内环讲英语，中环讲普通话，外环讲上海话”的调侃说法，虽与事实有明显落差，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应了本地人对“强龙压境”的无奈，因此在政策上给于适当保障与扶持，完全在情理之中。惟也必须思考上海不只是“上海人的上海”，更作为中国的上海、世界的上海，只能海纳百川，让各方资本与人才快速流入，而非相反。这说明一线城市的决策者必须与时俱进，要有足够的聪明睿智，方能在两种看似矛盾的窘境中寻求平衡，否则将对城市发展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与隐患。

限购目的在于避免资源垄断

在我看来，2010年的一线城市启动的“限购”措施，无论是在时间点的选择及扼止炒作买气之考虑，都是极其正确的，成功的使中国楼市转危为安，免于大面积崩盘的厄运。只是时植于今已“事过境迁”，许多状态正发生本质性变化，导致“限购”政策到了“非改不可”的境地与临界点!

先让我们简单梳理、回顾“限购”的政策脉络。

2010年4月30日,北京出台“国十条”实施细则,率先规定“每户家庭只能新购一套商品房”。

2010年9月29日，国家有关部委出台“新国五条”，其后更多城市出台限购令。

2010年10月7日，继深圳、厦门之后，上海出台“限购令”，广州限购令也在10月15日正式公布。

2011年1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责令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和房价过高、上涨过快的城市，在一定时期内要从严制定和执行住房限购措施。

通知规定，对已拥有1套住房的当地户籍居民家庭、能够提供当地一定年限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当地户籍居民家庭，限购1套住房;对已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当地户籍居民家庭、拥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当地户籍居民家庭、无法提供一定年限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当地户籍居民家庭，要暂停在本行政区域内向其售房。

并指示：已采取住房限购措施的城市，凡与通知要求不符的，要立即调整完善相关实施细则。

买气淡薄使“限购”失去意义

总体来看，2011年一共有48座城市出台了限购令，这些城市的限购政策区别甚大，最严格的有北京限购5年，最松的有衢州本地户籍只限购第四套房;有的城市只限购主城区，如广州、珠海等。

惟鉴于经济增速明显放缓，楼市场买气低迷、库存积压严重、开发商资金链紧绷，土地频繁流拍、地方政府财政捉襟见肘，2014年6月26日，呼和浩特正式发布取消楼市限购令的实施意见，成为全国首个"破限"的城市。

至此，限购令堪称“兵败如山倒”，各个城市陆续取消限购，到了去(2014)年9月，只剩下北上广深及三亚这五个城市“硕果仅存”仍然坚持执行。

限购调整理所应当

凡此种种，足可显示2011年1月中央之所以强制重点城市必须限购，是基于当时投机、投资之风盛行，为避免稀缺资源过度集中，导致贫富差距更加拉大，从而可能引发楼市暴起暴跌之危机，迫于无奈只能采行“限购”此一非常举措!

事实证明，倘若2011年面对市场乱相，仍听之任之发展，中国楼市确实极可能发生类似日本“消失二十年”的毁灭性灾难。只是诚如上述，随着救市措施不断的深入，市场结构已产生微妙变化，之前是基于“公平原则”采取之限购举措，现在反而对多数居住在一线城市的人口与家庭造成不公平现象，当然有加以调整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