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有巨大结构优化生产力

为什么要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如“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产业转型升级等?因为其中蕴含着巨大的“结构优化生产力”。

为什么中国等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较成熟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要高很多?因为中国等新兴国家较发达国家拥有更大的“结构优化生产力”潜力。具体表现是：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都还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还可释放出巨大的“结构优化生产力”，而发达国家大多已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没有多少“结构优化生产力”可释放了。

何谓“结构优化生产力”?简言之，即在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产业转型升级等经济结构优化中，将人口和生产要素从较低效率的地区、行业和岗位，转移到较高效率的地区、行业和岗位，因而带来生产力。“结构优化生产力”是一种“过程性动力”，它上连制度变革和技术进步，下连经济效率，也就是说，制度变革和技术进步等“根源性动力”，带动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过程性动力”，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结构优化生产力”是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经济增长有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边动力，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投入动力，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等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动力，以增长为导向的价格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等特色动力，共四大类基本动力。其中，“结构优化生产力”属于第三类“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动力”中的一种。

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产业转型升级等如何释放生产力?

先来看工业化。工业化本是非农产业特别是工业(含产业化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工业化的动力来自工业劳动生产率高于传统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而工业劳动收入高于传统农业劳动收入。工业劳动生产率之所以高于传统农业生产率，是因为工业的分工协作更发达，根据斯密理论，分工协作深化是提高效率的源泉。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现代化过程总是伴随着工业化过程，发达国家基本是工业化国家，即使是荷兰、新西兰等“农业国”也是对农业进行了工业化改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高速发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制度变革启动了内生工业化过程(与上世纪50年代的赶超型工业化有所不同)，特别是2000年以来的重化工业高速发展更是使中国经济的分工协作达到新的水平，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

再来看城镇化。从人本角度理解，城镇化的本意是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换言之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迁移的过程。农村有土地、有资源、有农业、有好的生态环境，那为何农村人口还要不断向城镇迁移?主要是因为农村多是靠天吃饭，自然经济比重高，商品经济相对不发达，分工协作水平低，劳动生产率水平较低，就业机会较少，因而收入水平较低，同时农村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相对较差，生产、生活条件较差。在中国，由于存在城乡二元制度，农村居民的福利保障等权利和社会地位不如城镇，因而强化了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意志。同样一个人，在农村传统农业中劳动，因分工协作不发达等原因只能获得5000元的年收入，一旦转移到城镇后，则因进入到更发达的分工协作体系中，年收入则很快提升到20000元以上，增加了几倍。千百万个农民向城镇的转移则意味着整个国民经济效率和国民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这就是人口城镇化带来的显著生产力。

随后来看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区域内部不同城市或地区之间分工协作水平的提升。各地区之所以追求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因为它能为各个城市或地区带来共赢发展的效果。区域经济一体化可表现为区域组织的一体化、政策的一体化、规划定位的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体化、产业发展的一体化、市场建设的一体化、人口布局的一体化、生态保护的一体化、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品牌的一体化等方面，或者其中的某几个方面。不管是哪个方面的一体化，都有利于各个城市或地区错位发展，避免恶性竞争和高度同构，减少重复建设，有利于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形成分工协作效应，实现共赢发展。反过来说，如果各地不能实现一体化发展，不能建立全国或区域统一市场，必定会导致恶性竞争，导致资源错误配置和资源浪费等，降低甚至破坏生产力。

最后来看产业转型升级。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含义是产业不断向高附加值产业转换或上档次。产业转型升级的基本途径有产业高级化、产业高端化、产业特色化、产业集群化、产业品牌化、产业绿色化、产业融合化、产业信息化、产业国际化等。产业转型升级的原因有二：一是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了，产业也必须随之转型升级;二是“高成本时代”悄然到来了，不转型升级就不能消化这些高成本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实质是降低低效率、低效益、低循环、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的比重，提高高效率、高效益、高循环、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产业的比重，这会提高整个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带来产业总体效率和效益的提高，促进经济增长。

所幸的是，中国的“结构优化生产力”还有巨大的潜力，原因有二：一方面，它由中国发展阶段所决定，目前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还有释放“结构优化生产力”的巨大潜力空间;另一方面，中国现有的制度和发展模式还不完善，还在扭曲和压抑着很多“结构优化生产力”，只要我们坚持和加快推进全面改革，就可以释放出巨大的“结构优化生产力”。

中国“结构优化生产力”潜力巨大的具体表现是：

第一，全国东部地区和部分中部地区工业化仍处于中后期阶段，部分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西部部分地区尚处于工业化前期阶段，大部分地区走入后工业化时期至少还有一二十年时间，在此过程中还可释放出巨大的工业化“结构优化生产力”。由于全国发展不平衡，即便是部分地区已完成工业化，也还有部分地区尚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由此形成工业化的“滚动效应”。

第二，中国的城镇化仍处于加速阶段中。2014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54.77%，根据国际经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镇化率达到30%至70%时属于城镇化加速阶段，显然中国城镇化正处于加速阶段中，按照目前每年提升1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的速度，到城镇化加速阶段70%的终点，还有15年左右。在此过程中还可释放出巨大的城镇化“结构优化生产力”。

第三，中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如火如荼推进之中。尽管过去已出现了许多区域经济一体化地区的雏形，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但大多还在形成中，远未成型。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后，高度重视大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提出了“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大战略，带动了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热潮。这也会产生巨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结构优化生产力”。

同时，各地都在推进的产业转型升级也同样会带来巨大的“结构优化生产力”。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释放“结构优化生产力”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结构优化大多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主要通过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来推动，而要避免出现政府过度干预、拔苗助长、欲速而不达的情况，但同时也要更好地发挥好政府在规划和政策引导等方面的作用，以使经济结构优化更快更好地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