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价专利药背后的政治思维

印度合法仿制西方大制药公司的专利抗癌药，大大拉低了患者的年治疗费用，以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首选药物格列卫为例，年治疗费可以从7万元降到1万5千元。对于大多数并不富裕的中国患者人而言，这就是生的唯一机会。强烈的需求激发出供给，虽然在中国销售印度仿制药物，侵犯专利、违反法规，但仍有不少人从事代购印度仿制药，日前，深圳一对夫妻因此被刑拘，引发了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但就格列卫而言，诺华公司的专利已有20年，到2013年4月2日格列卫在中国的专利就过期了，国内已有厂家在着手仿制，相信一定比7万元低，但高过印度的可能性很大。而且，这样的困境并非格列卫一个。那么，这类困境的深层根源是什么，又该怎么解决?

专利的讨论远水解不了近渴，即便目前专利制度进行改革，但涉及巨大利益的全球专利制度的改变，必然是缓慢的，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都毫不奇怪。

医保是一个较好的方法。随着慢粒被国家纳入大病保障和救助试点范围，好几个省份都已经将格列卫纳入新农合医保报销范围。如果在买三送九的基础上，负担进一步能降到3万元左右，对于大多数家庭，都可以勉力负担得起。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根据WTO的《多哈宣言》、《实施多哈TRIPs与公共健康宣言的决议》、《香港宣言》等协议，WTO成员国在其国内公共健康出现紧急状况时，在未获专利权人许可的情况下，可实行“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强制使用其专利。我国的相关法规也规定，为了公共健康目的，对取得专利权的药品，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施行强制许可。

国际上这种例子并不少见。泰国就利用WTO的TRIPS协议中的条款曾对格列卫等四种癌症治疗药品实施强制许可，对价格极其昂贵而病人急需的药物进行仿制。基于现实利益，诺华公司退让了，承诺对泰国全民健康保险计划内的癌症患者全部免费提供该药。这实际上是泰国以强制许可为筹码，成功地与诺华讨价还价。

在此之前的2006年，泰国就已经对抗艾药物进行了“强制许可”。另外，泰国还对心脏病药Plavix施行强制许可，自行仿制这些药物，从而将大大降低这些专利药物的市场价格，比如，一粒Plavix的药价就从70铢下降到6铢。

除了泰国，巴西、南非、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莫桑比克等发展中国家也都有类似为了重大疾病病人的健康权而动用WTO规则对专利垄断药企进行讨价还价的案例。

国家行为背后都是深刻的国家政治结构因素。无数次，从援建铁路，到资金支援、再到买大飞机，中国人的实力被打包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交换的筹码，换回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的政治利益，或为打压台湾空间，或为与藏独斗争，并以此沾沾自喜于中国的实力。但是，我们很少看到这种交换着眼于个体的中国人，看不到在保护个体的中国人的时候，中国展示它作为一个整体实力。

专利制度，并非天然的市场形式，而是一种政府权力保证之下的独占特权。只有在政府权力的保障下，一个企业才能实现对一种分子式，一种金属的组成方式(机械)，一种化学品的组成方式(配方)进行排他性的经营。所以，专利的本质是市场的，也是政治的。从这个角度看，在市场之外的政治领域中的博弈，本身就是形成专利产品价格的一种符合专利本质规律的协商方式。

在正常国家中，存在以各种各样目的集结起来的公民组织，这些组织游说的能力也很强，某种程度上就达到了与制药厂制衡的作用。所以，对于专利产品的价格，不能仅仅从市场角度去看，也应该包含政治领域的讨价还价，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正常的专利产品价格协商机制。

其实，即使不动用WTO条款进行国家行为，如果在一个正常国家，药监的行为显然是不得民心的，除了舆论的直接批评，这种压力必然还会通过民选行政长官内阁长官、部长、药监部门的顺序逐级传递，甚至影响到药监部门负责人的政治前途。所以，除非在药厂的压力下，他们一般不会这么做，对于民间的自发交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然，遗憾的是，在中国，一切又是另外逻辑。

在中国，当葛兰素、诺华这样的企业，目标明确的，采取行动说服少数政策制定者时，在利益上与他们对立的中国普通公众，却是一盘散沙，不可能组织起来进行争锋相对的游说，也不可能对政治家施加太大的影响。也就是说，本来应该存在、正常的、符合规律的专利博弈，在中国消失了。

非但如此，在我国的医疗体系中，医院执行《处方管理规定》中的“一品两规”(同一种药品，原则上只用两个厂家的产品)。在执行的过程中，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进口产品和一个国产品种。

而《药品政府定价》规定中，即使专利过期的药物，也通过“原研药”的方式，进行价格保护。目前，“原研药”在我国的定价远远高于的标准。同等质量的国产仿制药与“原研药”差价悬殊。

结果就是，国内生产此类药品的厂家众多，为了挤进这一个名额，付出昂贵的代价，而进口药品稳坐钓鱼台。“一品两规”及“原研药”的规定，让老百姓花了更多的钱。

所以，不管从医保角度，国家行为角度，还是药监的微观行政角度看，当个体国民在法律与规则之下陷入伦理困境的时候，往往意味着整体国民面临着极大的政治困境。可以说，小小的一盒格列卫，在生死之间，折射出我们身处的时代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