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亏损央企高管考核难在哪里？

到了年底，又到考核的时候，很多企业紧张起来了。 近两年，头上戴着“亏损大户”帽子的“中”字头企业不少。高管更换，都面临着阵痛，考核更是一个年关。我接受 《企业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考核评价体系是国资委组建后的一大功劳，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当前我国国有企业的资产管理主要是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粗放式管理模式，缺乏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资管理体制与机制。 现行考核评价乃至问责机制还存在不少问题。现在不是没有评价，问题是评价主体不明确，混乱或者缺位。只要有合适的责任认定主体，问题并非无解。当前，董事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试点，便是化解这一难题的契机。希望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拿出经验来。

今年考核，最难过的是亏损央企高管。 2008年前后，冶金、能源等多个产业产能扩张迅猛。在产能过剩、市场低迷双重因素的挤压下，持续性、行业性的亏损开始大范围出现。不过，行业原因并不是这些企业亏损的全部理由。魏家福、经天亮、熊维平都带着遗憾卸任。对于他们的评价，社会舆论普遍存在以成败论英雄的倾向。一般来说亏损是与领导的素质能力相关的，中央企业情况复杂，判断企业家能力不能简单地以盈亏作为标准，必须有一套综合性的科学评价体系，用人机制也需要反思。

现行考核评价乃至问责机制还存在不少问题。现在不是没有评价，核心是评价主体不明确。国有资产一直存在多头管理现象，曾经号称九龙治水。国资委成立后，局面有所好转，但并未彻底解决。现在仍然存在三权分立现象。人权在组织部门，事权在国资委，财权在财政部门，这一局面导致考核评价主体相互孤立，各说各话，标准混乱。按照规定，央企中的前53户主要负责人由中组部任命。其余央企由国资委任命。组织部门更在乎民主作风，执行中央决策的决心等政治素质。

在宣布中铝公司人事调整的会议上，王京清对熊维平、葛红林第一句评价均是“政治素质好”。作为回应，葛红林表示，“将在思想和行动上坚决与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与坚定”。新任央企高管“保持政治上的清醒与坚定”作为第一表态普遍出现。比如在出任五矿首任董事长之后，周中枢表态称：“将努力做到以下四点：一是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不断加强政治理论学习……”

用行政标准选人，却让他做市场的事。这是中国央企选人用人出问题的地方。

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对企业高管考核是由董事会负责的。如果企业亏损而不存在违法行为，企业高管会被解职。进一步会影响到其在人力资源市场中的价格。在中国，无论是组织部门还是国资委，都无法与国外的企业董事会相比。央企经营好坏与他们没有太多直接利益关系，人员选聘时犯错误也不需要承担责任”。对于央企负责人的评价问责，往往就事论事、缺乏制度性安排。有人出事了会被问责，有人不会被问责。或者有时候是一把手被问责，或者是二把手。评价、问责过程中，人为因素多，标准不统一。正是出于对这一现象的疑问，部分受到处分的央企领导并不服气。

2004年，陈久霖因为中航油在新加坡的套期保值亏损问题被追责，在新加坡获刑1035天。在写给自己的儿子的一封信中，他自辩称，“为了团队的失误，独力承担责任。”此外，他认为，中航油亏损5亿美元不应由他个人负责。对于陈久霖耿耿于怀的“集体决策却由个人担责”的问题，评价问责确实要重视管理、决策的科学性。能否建立政企分开、选聘分离的科学考评体系?是中国国企改革的一个大问题。

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是本轮国企改革的重要亮点。我认为，投资运营公司的组建，能够有效解决目前存在的政企不分问题。政企不分是影响问责科学性的核心。问责机制之所以不清晰，就是各部门之间权力边界不清晰，未来要重新分配权力。

原本政府掌握的大部分权力应该下放，让投资运营公司能够真正实现“人权、事权、财权”统一管理，至少在这一层面上理清考核、评价、问责的体系。与投资运营公司改革同步的，应该是建立职业经理人队伍。央企董事长由股东代表派出，而总经理等经营团队则来自市场公开招聘，央企负责人的遴选应当建立在第三方客观测评的基础上。这样就能在形式上实现政企真正分开。

选聘分离要与党管干部原则相结合，注重经理人的职业化素质。国有企业的发展取决于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国有企业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通过转变观念、制定完善国有企业高管的市场化准入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和考核体系、完善激励机制、优化监督管理等，真正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保证国有企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选人用人机制，为企业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强保障。这些话好说，为什么不好使?要反思了。就是要找到一个度，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就是改革。

在解决了宏观指导原则的基础上，良好的评价问责机制应该做到四分开：过去与现在分开，主观与客观分开，个人与企业要分开，结果要与流程分开。最难区分的，或许是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界限。现在亏损的多家央企中，几乎都处在严重产能过剩领域，受经济周期冲击较为严重。但主观方面是否存在盲目扩张?是否存在预判不足?比如中远集团买船。

无论是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组建，还是选聘制度以及考核评价机制的建立，都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总的要求就是，要在依法治国的框架下，建立起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选人、用人制度。

现在，上层解决三权合一很难，可以在下层解决，弥补不足。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搞得怎样?让投资运营公司能够真正实现“人权、事权、财权”统一管理,这是关键。 中粮、国投两家对这两个问题是如何思考的?董事会试点的新兴际华对这两个问题是如何思考的?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对他们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