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邓小平汇报中国第一个“万元户”

在纪念邓小平110周年诞辰之际，起想我当面向邓小平汇报农村万元户与农村改革的情况。1982年12月31日，我曾当面向邓小平汇报农村万元户与农村改革问题，被邓小平认为“你有发言权”。这件事情已经过去32年了。在时代巨变的历史大背景下，很多普普通通的人在不经意间和伟人有了联系，和历史的伟大转折有了联系。谨以此朵小小的浪花，纪念小平同志。

邓小平同志“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的主张提出后一年多，也就是1980年11月17日，新华社以图片报道了山东省临清县八岔路镇赵汝兰一家植棉纯收入10239元的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被调查核实、确认而被公开报道的万元户，报道被全世界媒体广为采用，仅国内就有51家采用。自此，“万元户”的叫法在全国迅速流行起来。我就是当年发现并报道“第一个万元户”的那名记者。

为什么要找一个收入过万元的农民进行报道？找什么样的万元户？到那里去找？怎样去找？这是自己反复思考而逐步加深认识的。1976年后，我连续5年追踪报道农业问题。到1980年，虽然已有一些人靠着经商或搞农副产品加工收入颇丰，但在那个时代，他们一律被视为“投机倒把分子”，不允许报道。我只得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种植业，希望从中找出一个致富的典型。

1980年，粮食价格偏低，我所遇到的粮农收入最高也不超过2000元。但我了解到“鲁棉一号”良种普遍推广，使棉花产量显著提高，粮棉挂钩政策的落实，超产部分的棉花得以按50%提价，棉农收入大大提高。经过排队优选，我发现鲁西北临清县是种植大县，种棉花多，必然收入多。根据这个推断，我将目的地定在了临清县的八岔路公社。

初到八岔路，公社书记徐保民领着我转了一下午，只找到收入5000元的农户。晚饭后，我独自来到棉花收购站，找到十几位从各村抽上来的临时工闲聊，位从赵塔头村来的男孩告诉我，他们村赵汝兰家，有4个儿子、2个闺女，10个劳力，包地20多亩，交棉不少。

第二天一早，公社财粮助理员将算盘挂在自行车把上，我背着照相机，直奔赵塔头村，赵汝兰家就住在村边上。老赵头看到有客人，马上迎上前来握住我的手，说：“上级，今年政策太好了，一个是包产到户，劲儿有处使了，老老少少都出力；一个是棉花提价，对老百姓心路。”可当我问起他家的收入，老赵头又变得吞吞吐吐，连声说没收几个钱。县委宣传部的熊宝友干事向他解释：“人家上级不是工商税务来收钱的，如果政策好，向中央汇报，明年还使这个政策，如果不对老百姓思想，就换个法子。”老赵头的兴致这才上来。

账是从赵家承包的土地算起的。赵家按人口承包了土地21亩，又开荒9亩，都种上了“鲁棉一号”，每亩至少收获220斤，多数是超售的，按每斤2.6元计算，收入17160元。再扣去成本，收入过万了！大家当场一阵惊喜。“万元户啊！”我脱口而出。

为进一步确认，我们连算了三遍。第一遍是公社财粮助理用算盘打出来的；第二遍是我用钢笔在纸上算的；第三遍是我们同时算的，又扣去剩下5亩未收而价格可能降为二级花的，最低纯收入也有10239元。而他家通过套种、间种和补种等收获的花生、芝麻、绿豆、地瓜等，一概未计在收入内。

在那个年代，米每斤1角4分，肉每斤也不过9角5分，一个工人的月工资也只有28元左右。1万元，能买多少东西啊！那一年，老赵头一边卖棉花，一边忙着置办家具：为四儿子结婚买了缝纫机、自行车，给未过门的儿媳买了块上海牌手表，家里还添置了5辆自行车、3架缝纽机、2块手表、2台收音机，还新盖了6间房……

赵塔头村出了个“万元户”的报道和照片经新华社发出后，立即被全世界媒体采用。赵汝兰夫妇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万元户”典型，到他们家参观考察的一时超过凤阳的小岗村。仅1981年1月至3月，就有全国500多批干部群众以及国务院40多个部委的领导到他们家参观考察

1982年12月的一天，我正在商河县农村采访，接到新华总社电话，让我出席共青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我立即赶赴北京。一年多来，鲁西北的高唐、茌平、齐河、禹城、平原、陵县等6个县分别写信给党中央和新华社，对我在鲁西北农村的采访情况进行表扬，认为我“为宣传贯彻三中全会立了功”，是“庄户人家的好记者”。向邓小平同志汇报，是在12月30日下午共青团十一大闭幕时确定的。当时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得胡锦涛同志主持召开座谈会，为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接见共青团代表做准备。我已经当选为团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会上发了言。胡锦涛同志确定我向邓小平汇报，主要汇报农村改革情况。

1982年12月31日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邓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接见共青团代表并与大家座谈。在我开始汇报前，胡锦涛书记介绍说我是新华社记者的代表，去过几百个村庄，搞过很多调查，为宣传三中全会立了功。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主任的万里听后说，“你是记者的代表，好哇！”小平同志很有兴趣的问农村情况怎么样，我汇报说，农村形势非常好，农民富了，靠种棉花出了很多“万元户”，一年就收入一万元。小平同志听了“噢”了一声，点了一下头。我补充说，山东有户农民种植30亩棉花，一亩产量220斤，二元七毛钱一斤，扣去本，收入就是一万多元。这是临清县“万元户”赵汝兰家的情况。

我接着说，农村推行责任制后，有一个顺口溜叫做“油满缸，粮满仓，穿新衣，盖新房，娶新娘，家家一片喜洋洋。”农民知道好政策是您制定的，盼望您到鲁西北农村去看看。小平同志说：“好。”接着又问，“农民能吃上肉吧？”我回答说：“农民差不多天天吃肉，5天赶一次集，每次买个五六斤，用大锅煮好，撒上盐，每天炒一点，下次赶集再去买。”邓小平又问：“农民住房怎么样？”我回答说：“现在盖新房的很多，一般是五间房，三间正房，两间偏房。”在一旁的万里说“过去地主也就是盖五间房呀”。小平同志问“农民还有什么要求？”在鲁西北农村，我不止一次遇到老大爷、老大娘在离开村庄时的嘱托，感谢邓小平，感谢党中央。夏津县段庄的刘桂兰大娘拉着我的手含着眼泪说：你告诉邓小平，说山东农民过上好日子，不吃救济粮了，老百姓想他。想起老百姓的嘱托，我回答说：“农民请我带个信给您老人家，希望政策不要变，就这样搞下去。”小平同志连声说“好，好，好！”

在听取汇报时，小平同志在沙发上，他一直侧耳听着，脸上露着笑容。当听到我去过几百个村庄作调查时，小平同志说：“你有发言权”。多少年来，这句话一直留在我心中。

我后来一直在想，当时小平同志为什么要对我说‘你有发言权’这句话。事实上，当时对包产到户的争议特别大，包括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也有不同的看法。我跑了许许多多的农村，了解包产到户的真正好处，这是建立在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础上的。小平同志之所以这么说，是想告诉大家，包产到户到底好不好，只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下结论。”

小平同志问的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虽然短短的几句话，但是反映出小平同志把认识问题的出发点放在人民的‘温饱’问题上，把人民生活的幸福与否作为衡量工作的标准。小平同志总是一针见血，抓住问题的本质，从最关键的细节了解起，从农民生活水平看农村政策的成功与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小平同志正是恪守这一哲学观，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1982年12月31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听取十一届团中央委员李锦汇报农民植棉成为万元户的情况。这张图片为大型电视剧《邓小平》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