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增长国家的成功经验被夸大了

今天我们争论温室效应、气候变暖，但是不少科学家相信：相对于宇宙的周期变化而言，人类的影响其实微不足道，气候的变化主要决定于宇宙的寒暖变化而不是人类的活动。经济发展是不是也是这样，除了各个国家、地区的好的制度安排，恰当的政策措施之外，产业国际转移的大趋势是不是也是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经济表现的重要因素？应该是。

第一次工业革命为英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为美国提供了承接英国产业转移的契机。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得汽车、家电等新兴产业迅速崛起，以纺织业为代表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便由美国转移到了日本、德国等国家。随着日本、德国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地位不断确立、扩大，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又转向亚洲“四小龙”等国家。最近的一次国际产业大规模转移发生在上世纪末至今，产业从日本、德国、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向中国大陆和其他新兴国家转移。由于吸引了来自东亚较发达国家和欧美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投入，中国大陆的制造业发展可谓一日千里，并逐步确立了“世界工厂”的地位，而其他新兴国家也都有效实现了工业化，获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

如果说英、美、日、德经济快速发展可以理解，因为他们都有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那么“四小龙”的经济快速增长多少就需要解释了，因为他们的制度差异已有所扩大（日本与德国的制度安排就已经有差异了）。特别是这一轮的新兴国家，无论是基本政治经济制度，还是很多政策措施，都存在不小的差异，但为什么他们都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呢？

有理由猜测，产业国际转移可能是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绩效的更为基础的因素。

我们使用世界银行2006年发布的120个中国城市数据，比较了运输成本与制度环境对FDI区位分布的影响。结论是：决定FDI区位选择的主要是国际贸易成本，而不是产权保护水平、契约执行效率、政府干预程度等制度环境。换言之，中国沿海经济发展比内地好，可能并不是如人们一般想象的是因为沿海相对于内地制度环境优异的缘故，而仅仅是因为沿海地区更接近世界市场，贸易成本低，因为在全球化条件下具有地利优势从而胜出。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古代经济重心在中原，而到了近代就转移到了沿海。

这意味着，当产业在沿海失去优势，很大可能不是转向成本更低的内地，而是会转向其他国家的沿海地区。高速铁路会不会改变这个趋势？要看高铁的成本能否大幅度降下来。

当然，和国家间比较，一国之内制度差异肯定小得多。所以政治经济制度、政策措施也是重要的，不然我们便无法解释为什么国际产业转移到了同一地区的这个国家，而不是那个国家。这些基本的因素是政治稳定、市场化取向以及对外开放，舍此之外，可能劳动成本、劳动者素质、在世界市场所处的地理位置更具决定性。

产业国际转移也可以因偶然因素而推动，一旦推动，会就自我强化。一国产业的竞争力很大程度是产业聚集内生出来的。产业聚集，分工和专业化于是可以深化，成本会越来越低。

美国因为与英国天然的渊源关系，产业从英国向美国转移集聚。因为冷战需要，美国扶植日本、德国，产业又向日本、德国转移集聚。“四小龙”因为与日本接近，并且又在世界市场具有地理位置优势，产业又向“四小龙”转移集聚。中国因为接近日本、亚洲“四小龙”，又成为新一轮产业转移的主要集聚地。这并不奇怪，因产业是包含企业的整体网络关系。

这也意味着，千万不要因为人为的政策错误抬高了生产成本，造成产业过早外移。一旦产业转移，即便有日本的好制度，也只能是失去的十年、二十年。并不是他们的政治经济制度有什么大问题，只是因为货币超发、农地保护、最低工资法等错误政策、法规抬高了制造成本，造成产业转移。毕竟，独木不成林，产业需要聚堆，市场需要厚度，经济才有竞争力。

既然产业能从国外转到中国，那么也能从中国再转到国外。因此中国要想办法通过制度变革把沿海的生产生活成本降下来，而不是把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去，更不是忙着搞什么产业转型升级。为此，货币超发要有所控制，土地要流传，农地保护要取消，户籍制度、计划生育政策要放弃，中国必须要避免产业因为成本上升而过早转移走。

这还意味着，可能我们夸大了那些高增长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一个可以检验的含义是，随着新兴国家成本的上升，产业会转向东亚和非洲国家。这些国家和地区，他们的政治经济制度基本没有变化，但是因为国际产业转入，经济将出现高增长，人民生活将快速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