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创新中国走不出“陷阱”

习近平总书记6日9日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我国科技发展的方向是创新、创新、再创新。这已经是习总近期第二次谈到创新。另一次是在上海与科技界人士座谈时，他说，我国经济依靠资源能源和大投资驱动已经没有潜力了，必须依靠创新驱动，全力推进创新。

李克强总理6月10日在“两院”院士大会上作经济形势报告时，用一个生动例子来说明自主创新的紧迫性。他发人深省地说：“我们要造多少飞机模型才能换他们的一架飞机？”。此前，曾经有“卖8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的反思声音。这都道出了中国创新、创造力不足，高端高科技产品缺乏的现实。

如果说过去创新不足，自主品牌和高端高科技产品缺乏，对中国经济影响不足够大的话，那么，今天的影响不是能拿大小来衡量的问题，而是有可能使得中国走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的问题，使得中国经济走向长期停滞不归路的大问题。

经济发展从拉动力上看，有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从要素驱动上看，经济增长有四个轮子：人力资源包括劳动供给、教育、技能、纪律和激励；自然资源包括土地、燃料、矿产和环境质量；资本包括工厂、机器、道路、知识产权；技术变革和创新包括科学、工程、管理、企业家才能。在这四个轮子上派生出一国经济发展的三大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依靠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扩张性推进。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提出了关于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他首先假设一种田园时代：“一切事物都处于它的原始状态，没有土地占有和资本积累。”在那个时代，土地可供所有人自由免费使用，资本积累也还没有凸显其重要性。经济增长依靠土地的无限扩张、能源资源矿藏的无限挖掘开发。但是，这样一个黄金时代不可能永远的维持下去。最终，一旦再无多余的土地可以开垦，则土地、矿藏、劳动和产出的平衡增长也将不复存在。于是土地、矿藏等资源能源变得稀缺，租金开始提升，收益递减规律势必开始发挥作用。这种增长模式必将走向穷途末路，经济发展必须寻求新的增长力量。

第二个阶段，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资本投资可以克服第一阶段土地、矿藏等资源能源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取而代之的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动力机器增加了产量等，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话、汽车、电力等一些重要产业成长起来，使得资本积累和新技术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支配性力量。接着，出现一个资本深化的概念，是指人均资本量随时间推移而增长的过程。例如：农民使用柑橘采摘机而不再靠非技术的体力劳动；道路修筑者使用挖掘机而不再雇佣使用锄和铲的劳动；银行用成千上万的自动取款机代替先前的出纳员。这些都是经济发展人均资本量增加的例子。其结果是，道路修筑工、银行业中的人均产出都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如果资本存量的增加快于劳动力的增加，那么，就会发生资本深化。如果没有技术变革，资本深化将会带来人均产出的增长，带来劳动边际产品和实际工资的增加；它还会导致资本收益的递减并降低资本收益率。

怎么办呢？必须继续寻求新的经济增长要素拉动力。自然而然就落在了技术变革和创新的中心作用上。假如经济增长仅仅是依靠资本积累，而这种资本积累又只不过是靠用现在的生产技术来增加工厂的数目的话，那么生活水平的提高最终还是会停滞。

技术变革和创新是指生产过场的变革，或是新产品、新服务的引进。蒸汽机、发电机、抗生素、内燃机、宽体喷气式飞机、微处理器和传真机等作业流程方面的发明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基础性的产品发明还包括电话、收音机、飞机、照相机、电视、计算机和录像机等。当今社会最活跃的技术变革发生在信息技术产业。如今，一台小巧的笔记本电脑的性能已远胜过20世纪60年代速度最快的计算机。电子工业、电子商务、冶金技术的进步以及医疗技术得到改进等，生产率提高了。

作为技术进步和创新的结果，实际利率无需下降。发明创造提高了资本生产率，抵消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因此，技术进步和创新就是一种经济产出。在投入既定的条件下，技术变革能够使产出增加，因而它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中国经济目前第一个阶段已经过去，已经走在第二阶段的末期，依靠资本积累、资本大投资的潜力已经越来越小了。急需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即：把经济发展的驱动力转到技术创新进步上。否则，中国经济将面临停滞局面。从2011年后半年以来的经济持续下降，已经显露出经济停滞的苗头。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越高三座大山：贫富差距、严重腐败和技术创新不足。其中技术创新是内功，是真本事。

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华盛顿外交关系协会举办的论坛上表示，伴随着中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缺乏自主创新将成为一大瓶颈。他说，汤森路透近几年来的调查显示，全球100名最具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公司当中，美国有45个，而中国的数字是零。

中国一定要下决心将经济增长转到创新驱动上。这就要求必须给技术创新一个宽松的环境。不妨看看历史上的一些例子。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成功地灌输了自下而上不断进行质量改进的职场道德，这使得丰田跻身世界汽车工业的前列。硅谷的计算机业则是另一种不同的模式。在硅谷，技术变革源于勇于探索的企业家精神、宽松适度的政府管制、自由的知识产权国际贸易，以及富有吸引力的利润丰厚的股权激励。

经济学家们也意识到，仍然存在一些方式在扼杀着创新精神。在中央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国家管制枷锁沉重、盈利动机缺乏、价格机制无效乃至普遍滋生腐败等，所以在许多部门中都可以见到技术停滞。技术变革和创新是一种容易引起严重的市场不灵的产出。因为技术是一种公共品，它的生产成本昂贵但复制成本却低廉。政府要不断地加大力度来保护那些开发新技术的人或企业的知识产权。

劳动力、资本、产品和思想的自由市场，被证明是创新和技术变革的最肥沃的土壤。正像格林斯潘所言：自主创新在于提出别人没有想过的东西，“问题是，如果一个社会对你能想些什么、讨论什么都有限制的话，要在传统框架之外思考问题以达到创新，是非常难做到的。”在自由市场的框架内，政府可以通过鼓励新思想和确保技术的有效利用，来扶持快速的技术进步。政策可以同时对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施加影响。这是中国政府急迫需要从制度层面尽快进行整体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