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国资改革中暴利的教训是指什么

昨日，中央公布了对蒋洁敏、王永春的处理决定，开除蒋、王党籍，并对他们涉嫌的贪污腐败问题，移送司法机关，立案审查，依法处理。联系到最近连续公布的几起国企高官涉嫌犯罪被立案调查的消息，人们强烈地感受到，反腐风暴，势如破竹；反腐败斗争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国企纵深推进。

这使人想起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两会安徽团讨论时说，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改革关键是公开透明。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把很多人担心的窗户纸点破了，提出了国企改革中一个重大风险问题。这个讲话是根据国内外国企改革实际的经验教训而作出的，为下一步国企改革反腐败问题打了一剂针，使人清醒。深刻体味习近平的讲话，吸取政治腐败与分利集团勾结寻取暴利的历史教训，研究混合经济“防暴”问题，对于认识和推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意义重大。 

我们先从国外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说起。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撒切尔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以来，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把国有资产变为谋取暴利的教训，最为突出的是俄罗斯。

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独立。一大堆半死不活的企业，外加1万亿卢布内债、1200亿美元外债，让新总统叶利钦坐卧不安。此时，年仅35岁的盖达尔投其所好，炮制了一套激进的经济改革方案，叶利钦破格将其提拔为政府总理，1992年初，一场以休克疗法为模式的改革，在俄罗斯联邦全面铺开。

休克疗法的重头戏，是放开物价和财政、货币“双紧”政策，紧接着是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在盖达尔政府看来，改革之所以险象环生，危机重重，主要在于国有企业不是市场主体，竞争机制不起作用，国有企业改革，最省事的办法莫过于私有化，企业成了个人的，岂有办不好之理？为了加快私有化进度，政府最初采取的办法是无偿赠送。俄罗斯的国有财产总值1.5万亿卢布，刚好人口是1.5亿，以前财产是大家的，现在分到个人，也要童叟无欺，人人有份。于是每个俄罗斯人领到一张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可以凭证自由购股。可是，到私有化正式启动，已是1992年10月，时过境迁，此时的1万卢布，只够买一双高档皮鞋。此计不成，又生一计。既然送不成，那就低价卖。结果，大批国有企业落入特权阶层和暴发户手中。

俄罗斯的分利集团在经济改革中起了消极作用。在前苏联时期“分利集团”便已形成，有的是行业型（如军工、能源集团、银行、铁路系统），有的是地区型，还有的是由中央机关干部与地方领导人组成的庞大的贪污网络（例如通过操纵棉花的生产、加工、贸易而大获其利的利益集团）。于是，在俄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化过程中，原来隐蔽着的“分利集团”摇身一变就转化为公开的寡头金融工业集团。著名学者麦德维杰夫指出：“无论在政权机关中，还是在俄罗斯的大亨中，目前占大多数的是那些80年代与党政机关、经济机关有密切关系的人。”俄罗斯的新闻媒体也直言不讳地说，俄国的暴发户中，61%的人是靠将国有企业化为私有而致富的，而十分之九的私有企业老板是过去的社会主义企业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工厂被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厂长，而“银行家”们的大多数银行都是靠政府资金建立起来的。         

俄东私有化失败的教训在于：没有建立国企改革的反腐败保障体系，创造了许多少数人获取暴利的机会。内部私有化易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外部私有化则使旧体制中的隐性收入显性化,它有利于同旧体制有联系的权势阶层迅速致富,从而引起社会不满。 私有化进程过快,与此相应的市场体系、法律制度及经营管理方式难以迅速形成并与之配套。在改革操作方面，搞“运动式”、“刮风式”，不公开透明 没有搞好细则。俄东国企私有化是基于经济的快速私有化转型战略开展的，政府突然一声令下，便让如整块铁块一样覆盖国民经济的国有经济迅速地进行私有化改革，而当时，非国有经济基本上没有自然形成和发展，权力缺乏监管，国企改制运作不规范，没有在制度和法律的框架下运作，这就使俄东国企私有化难免失败的命运。        

习近平讲到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显然包括国内的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俄罗斯私有化改革的惨痛教训足以警示世人引以为戒，可悲的是，中国90年代的国企改革教训很快就发生了。虽然这是主要发生在县以下基层国有企业身上，对全国经济份量影响不大，但是教训异常深刻。当时在条件不具备，在没有了监督和制约的条件下，也没有制定出什么细则，实际上只能按国企经营者和与之勾结的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和意愿进行的“私有化改革”，必然造成国家财富的“大出血”。

有权势的老总们打着“改革”的旗号内外勾结，瓜分着国有资产。在国有资产“民营化”“私有化”的浪潮中，他们有的仅用不足十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的低价就买卖了十几倍几十倍的国企资产。有许多企业的领导不仅能以不成比例的低价买断国企优良资产，而且所出资金竟是利用权势动用的其它国有资产（其中许多是自己企业转移出去的资产），或是以这些资产为担保抵押，从国有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有些国企领导仅仅凭着现任老总的身份便享有了企业的巨额股份。一大批原来的国企老总摇身一变，在“一夜之间”便拥有了巨额股份。成为引人注目的新“百万富翁”。

那些经营无能却长于监守自盗的老总们一旦持了大股，他们首先要做的是把企业的资产全部变成自己永久的合法财产。他们一方面解雇大部分职工，用自己的亲信形成中间管理层，然后通过雇用农民工，尽量压低工资，不顾职工的安全环境进行掠夺性的生产（没完没了的矿井爆炸塌方和工人中毒等恶性伤亡事故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另一方面他们千方百计利用各种复杂交易和产权重组将企业资产转移到完全属于自己的帐户，特别是更加安全的海外私人帐户上。 

显然，历史已经向前走过20年，国企改革的条件与反腐败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国企监管部门能力增强，国企老总们的政治素质也非往日可比。而且我们现在搞的是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是私有化改革。然而，俄罗斯灾难与我们国企改革90年代“改革暴利”的教训，仍然有发生的条件。尽管我们不用“俄罗斯现象”这样的概念来描述中国，中国的情况确实有俄罗斯现象重演的机会。

习近平总书记讲到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这是一语中的，目前，急速推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确实有可能为现有权力者提供把国资转化为暴利的机会。我们要用公开化、透明化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把这种获取暴利的黑幕揭开，认识这种获取暴利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