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区金融自由化之路

离岸金融中心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以伦敦和我国香港为典型的内外混合型离岸金融中心;以纽约、东京以及1998年前的新加坡为典型的内外分离型离岸金融中心;以及以巴哈马、开曼群岛为典型的避税港型。从经济体制、市场结构等各种特点来看，上海自贸区发展离岸金融市场发展能够采用的只能是内外分离型，类似于东京和新加坡。

咱们以新加坡和日本离岸金融市场的崛起为例子。新加坡的离岸金融中心从1968年开始起步，发展至1998年，外汇业务营业额才达1390亿新元，经过30年时间，新加坡才发展成仅次于伦敦、纽约、东京的全球第四大外汇交易中心。而日本东京的离岸金融市场，1986年12月1日才正式开业，两年后，1988年底，东京离岸金融中心的资产余额已达到4142亿美元，规模已超过香港、新加坡、纽约，成为仅次于伦敦的世界第二大离岸市场。同样是内外分离型的离岸金融中心，同样在亚洲，为什么两者之间发展速度相差这么大?最重要的原因是日本经济实力强大，银行资金充裕。作为当时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在国际贸易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常年贸易盈余使其金融实力雄厚，当时全球排名前10的大银行中有5家是日本的集团企业。深厚的经济腹地和金融腹地是离岸金融中心吸引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基础。

而上海自贸区，将以什么速度成长，取决于它是种在盆里还是种在土里。如果上海自贸区的金融开放仅仅限于28平方公里内部的企业、居民和资金，那么它就是种在盆里的苗，长得再好也不过是一株盆景;反过来，如果自贸区的离岸金融是背靠长三角的经济腹地和陆家嘴的在岸金融中心，“一线”和“二线”之间有着非常灵活有机的互动，那么这棵苗就是种在地里，种在长江三角洲的经济腹地和上海陆家嘴的金融腹地上，长成参天大树在所必然。

换一句话说，深厚的“二线”经济腹地和金融腹地是哺育“一线”市场繁荣的基础。

随便举个例子，上海企业2012年企业债发行量达到23.32万亿人民币，远高于香港2012年企业债发行量4.6万亿港元。如果它们当中有一定比例可以在自贸区获得融资，考虑到境内外利率的差别，不仅境内企业的融资成本可以大大提高，自贸区债券市场的发债规模自然也有了保障。香港离岸金融业务从2004年开放，至今做了8年，也就区区7000亿人民币，主要原因就是回流渠道不畅，离岸人民币缺乏足够的投资渠道，离岸资金和在岸的金融市场之间没有良好的互动机制，上海会变成东京还是第二个香港(甚至还不如香港)，关键在于离岸人民币和在岸金融市场之间的互动机制。

政策竞争力决定离岸金融中心的成长速度

目前全球离岸金融中心有60多个，不同的国家以不同的政策优势来吸引跨国金融机构入驻，并将业务转移到本地。其中包括利率、税收、存款准备金制度、存款保险制度等各种政策优惠措施。

以日本东京为例。为了增加东京离岸金融市场的吸引力，日本政府允许东京离岸市场的存款利率不受日本央行的管制，充分自由浮动;与此同时，在存款准备金方面，豁免各离岸账户向日本央行交纳准备金的要求，只有从离岸账户向在岸账户转账时, 才需要按照转账总额的一定比例交纳准备金。此外，日本国内规定商业银行存款要参加保险，但离岸账户的存款不必参加保险。

最重要的是：东京离岸市场免去了存款利息税, 并减免离岸银行的法人税。免征利息税提高了投资收益率，使得各国政府外汇储备、银行和企业的闲置资金都被吸引到该市场。1987年，国际清算银行成员所做的银行间业务有三分之二在日本进行，国际清算银行成员在东京离岸市场的国际资产占其国际资产总额的5%，仅次于纽约国际银行设施，这就是税收优惠的魅力;而减免离岸银行的法人税使离岸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下降，跨国银行因此将更多的资金交易选择在东京进行。税收优惠无论对投资者还是跨国金融机构都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

所以，决定上海自贸区是盆景还是森林的另一个因素是，上海将会用什么样的政策优势来吸引金融机构进入。

在不同的离岸金融中心之间，跨境资金和业务向那个方向流动，税收和政策优惠是指挥棒。因此，既然决定开放，上海自贸区面临的第一个竞争便是和其他自贸区及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制度竞争，我们的制度环境、税费政策有什么样的竞争力决定了上海自贸区对机构和资金的吸引力，也决定了上海自贸区的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地位以及她在金融开放进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