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8%增长的理论依据和不足

今天，林毅夫再次发表他的看法。他说，根据日本、新加坡、台湾和韩国上世纪中(日本)和后30年(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的发展经验，中国凭借后发优势，继续保持20年8%的增长是有可能的。

不过，与网上片面传播的，有两处更详细的解释。第一，林毅夫并没有说中国一定能实现今后20年8%的增长速度，他只是说一种潜能。他的原话是‘展望未来20年，我认为中国有维持年均增长8%的潜力。

第二，根据日、新、韩、台的发展史，加上目前中国大陆的潜在优势，他说‘基于前面的分析，我相信未来数年、十年、甚至十五年，中国可以维持每年7.5%至8%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相当有可能实现的。

‘潜能’和‘相当有可能实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可能实现’与‘一定可以实现’，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林毅夫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展望是可以站住脚的，也是科学的。

我一直非常欣赏林毅夫的学术风格和态度。因为，他的研究成果和精神，对我本人的影响很大。所以，我非常认真地阅读他最近的一篇讲话搞(全文附注在本博文的后面)，就像我以前认真研读他的学术著作一样。

先评点他的讲话稿，主要有如下的观点。

首先，他认为中国过去30多年的成绩，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人均GDP，从1978年的154美元，也是当时非洲人均GDP的三分之一，增长到了2012年的6100美元，成为世界中等收入的国家。

其次，中国现在的人均GDP，与美国的差距，相当于1951年日本与美国的差距、1967年新加坡与美国的差距，1975-77韩国和台湾与美国的差距一样。而日、新、韩、台，都在上面提到的时点以后，出现长达20-30年，年均8-9%的增长速度，使这些经济体，相继进入到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行列。

因此，中国也有可能从现在开始，再坚持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高速发展，以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林毅夫说，实际上，中国从现在到2020年，最迟2022年，只要保持7.3%以上的年均增长速度，加上人民币的适度升值，人均GDP就可以达到12700美元，也就是超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界定的高收入国家水平，这将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林毅夫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中国的后发优势。也就是说，因为现在中国的人均GDP，比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要低很多。所以，维持高的增长速度，也就是8%左右的水平，是可能的。这不仅有其它成功的例子作为借鉴，中国目前的发展态势，也有其实际的增长潜能。

我非常认同林毅夫的论断，也觉得这样的增长目标不算激进，是比较容易实现的结果。

不过，林毅夫并没有像以前一样，特别强调中国还有20年的8%增长率。一方面，坚持8%的增长，相对于7%，或者6%的增长，其实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越是往后，保持高的增长，越是困难、不实际、不必要。应该说，未来的20年，中国经济只要保持阶梯式、逐步往下的增长率，就是一种符合实际经济发展规律，而且也是比较理想的结果。

打个比方，在未来的7年，如果能够把增长控制在6.5%到8%之间，就是一种非常不错的结果。2020年以后的10年，如果增长率能够坚持在5%-7%之间，也是非常不错的结果。其实，我是希望政府有这样的眼光，从现在开始，就按照这个目标来脚踏实地的规划经济增长。

林毅夫提到的日、新、韩、台的高速增长，在中国是否再次重现是一回事，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与这些国家当时所面对的问题，更是另一回事。前者的成功，只是一种借鉴作用。而中国目前所遇到的结构性问题，必然有其特殊性。本人认为，就算中国有高增长的潜力，也不一定必须追求高增长。因为，中国是个人口超级大国，是其它国家所没有的特殊性。另外，这个已经经历了34年高增长的经济体，积累了许多结构性和社会问题，如果漫无目的的继续追求高速度，后果将不堪设想。

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稳增长，比高增长更重要。增长质量，比增长的绝对量更重要。换句话说，适度调低增长速度，有如下的必然性和好处。

第一， 这是后发优势的必然，也就是林毅夫所指出的发展规律的必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保持高速度的可能性就会不断弱化。

第二， 过去10%的增长速度，对环境的破坏太过严重，对能源和物质消耗太过严重。适度调低增长速度，可以降低单位GDP的能耗和物耗，可以减缓、甚至降低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另外，降低增长速度，有利于提高投资效率，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从而提高单位GDP增量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力度。

第三， 适度降低增长速度，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财富的平均分配。当然，这要与政策的亲民导向相配合。

也许是由于林毅夫的发言太短，也许是他没有充分注意到财富的分配问题。他的讲话稿还是过度注重增长速度，没有充分考虑增长质量和分配问题，也没有充分考虑目前中国所面对的问题，是日、新、韩、台当年所没有遇到的。

例如，日本、新加坡、韩国和台湾，这些经济体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并没有导致中国目前这样的高度两极分化，更没用像中国一样过度的依赖低端制造和环境的严重破坏。

跟据著名美籍俄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兹(Simon Kuznets, 1901-85。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倒U型理论，在经济发展的中低阶段，收入分配不均等会加剧。而过了这一阶段，不平等的程度会降低。可是，中国到现在两极分化还在提高，可能会变成今后经济增长的阻力。

中国其实已经进入了这个阶段，现在的高增长，对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群来说已经意义不大，也已经成为这些人群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阻碍。

所以，中国目前的增长速度开始下降，除了客观的内外因素以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资源不均衡配置，地区不平衡发展，人力资本不均衡的开发。

前面的两种不均衡，对经济增长的副作用比较容易理解，所以我在这里不做任何解释。我只解释人力资本不均衡开发，对经济增长的反作用力。

假设社会只有三类人：富人A，普通人B，穷人C。

A可以到国外读书，每年开支25万人民币。C没有钱读大学。B可以在国内上大学，每年学习成本5万人民币。

假如，读完大学以后，A的劳动生产率为4，B为3，C为1。那么，总的劳动生产率就是4+3+1=8。而大学的投资总成本为每年30万人民币。如果30万人民币不属于个人的支配，而属于社会的公共支配，最好的投资形式，就是让A、B、C都上国内的大学(假设国内大学是同质的)。总成本是15万人民币，总的劳动生产率是9。

不仅成本节省了一半，而且，劳动生产率也提高了一个单位。

上面的假设与现实的情况差别太大，也过于简单化，不好理解。同时，有钱送小孩出国读书的人，也不会认同这样的假设。不过，尽管粗略，却说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如果收入分配比较均衡，穷人的人力资本，就能够得到更加充分的开发，社会资源就能够得到更好的利用。

所以，收入分配不均，将越来越阻碍中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和健康的发展。同时，收入分配不均，还导致社会的各种矛盾和摩擦。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经济增长速度，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社会的公平公义，才是人民真正的幸福，也是社会和谐的充分条件。习近平的新年讲话，直截了当的提出社会公平公义，人们幸福和国家富强，才是未来中国发展的方向。

为了社会公平公义，适度放慢速度，为提高增长质量，提供空间和时间。这才是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和发达国家行列最重要的命题。速度，只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侧面。我相信林毅夫的观点是对的。我只是更想考虑发展的平均分配和保护环境，才是中国今后经济发展更大的挑战，而不是速度。

附件：林毅夫：我国经济增速连续13季下滑主因不是体制问题

本文来源于观察者网　2014年01月02日 22:20。

我们就应该适当使用反周期措施来稳定经济的增长。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反周期措施方面的选择空间要大得多。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改良等方面的改善空间还很大，这方面的投资将带来相当高社会经济回报

013年12月19日至20日，由中国光大集团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联合举办的光大·世纪中国论坛在香港举行，观察者网应邀参加此次论坛。本次论坛演讲者林毅夫教授(视频)、史正富教授、陈平教授、张军教授及张维为教授等就中国经济回顾与前瞻、中西方文明模式等重要议题发表演讲。林毅夫教授在论坛上做“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判断”主题演讲。因无法到会议现场，林毅夫录制了演讲视频。观察者网特此整理(文字稿未经作者审核)。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我恭喜光大?中国世纪论坛在香港召开。很抱歉，因为参加全国工商联的执委会，不能到香港前来参加会议，但很高兴的是，现代科技的发展使我能够以视频的方式和各位交流我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一些看法。

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以渐进的方式推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在过去34年里，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高达9.8%，在人口这么多、底子这么薄的国家，持续这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1978年年底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154美元，还不到非洲国家平均收入的1/3;到2012年，中国的人均收入达6100美元，成为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中国经济的整体规模变成世界第二大，中国也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被称为“世界的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