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夜间经济：政策利好下的城市经济新蓝海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的时候，城市也从白天正经严肃的A面转换到夜晚邪魅跳跃的B面，夜间经济逐渐成为城市的消费驱动力。我国“夜生活”的概念由来已久，但是“夜间经济”的引入还仍在发展初期。一座城市的夜间经济繁荣不仅反映了商业经济的活力，同时也是公共安全服务好坏的一个指标。近几年，全国各省政府部门都在踊跃出台鼓励夜间经济的政策，以其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紧张的潜能不可小觑。

夜间经济成为城市软实力衡量标准之一

夜间经济，或称“夜经济”，一般指晚6点至次日6点城市特定地段各种合法商业经营活动的总称。夜经济是夜生活的经济效益，以此发展形成的企业集合，即是夜经济产业，消费主体为城市居民和外来游客。

当前国人对于“夜生活”的观念也许还是较为片面，认为夜间经济简单等于酒吧经济、夜店经济、夜市经济等等，其实，夜间经济不过是一种基于时段性划分的经济形态，与“日间经济”相对应，已经由早期的灯光夜市转变为包括“食、游、购、娱、体、展、演”等在内的多元夜间消费市场，逐渐成为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外有学者曾提出，城市的日和夜虽然物质不变，其形态和运行模式却有着千差万别。日间的城市以生产性活动为主，人们经过一日的紧张工作，压力需要释放，精神需要放松，夜间则以消费性活动为主。因此，夜间经济延长了城市的经济活动时间，在扩内需、促消费、稳就业以及提升城市形象方面具有巨大的提升潜能。

进入21世纪以来，各大城市逐渐意识到夜间经济这股不可小觑的势力，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文件予以支持，试图将其做大做强。2019年，继上海发布《关于上海推动夜间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后，北京市将夜间经济纳入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到2022年，北京将有一半以上便利店实现24小时营业，深入推进“深夜食堂”，此举立马再次将“夜间经济”推上话题高潮。2019年6月，济南发布《关于推进夜间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立志打造“泉城之夜”品牌，应声加入浩浩荡荡的“夜经济”发展大队，按照这个势头，预计未来还将有更多的城市出台政策，争相成为“不夜城”。

2019年5月，根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旅游消费监测中心发布的《2019年“五一”旅游消费大数据报告》，2017-2019年，游客夜间旅游参与度逐年提高、消费逐步走旺。2019年“五一”，游客夜间消费金额占到全天的29.92%，夜间旅游已成为游客感知当地文化、体验当地生活方式的重要渠道。

80、90甚至00后年轻人成为消费主力军，他们热衷熬夜，同时对夜间娱乐活动有着巨大需求。据相关调研显示，2019年中国年轻女性“夜蒲族”熬夜选择的外出场所中，78%选择电影院，67%选择酒吧或KTV。除了这些典型的传统娱乐场所外，24小时便利店、不打烊书店等，也成为年轻人租房的考虑因素以及夜间活动的重要场所。

尽管夜间活动不止于吃喝玩乐，但夜间经济效益最直接最主要还是来源于人们的“吃喝玩乐”消费。比如全球赛事“世界杯”，就给国内熬夜看球的球迷们一次大型贡献夜间经济的机会。

根据美团外卖公布的数据，2018年世界杯首日当晚共送出超过28万瓶啤酒和153万只小龙虾，男性下单用户占据60%。分省份看，新疆夜宵增幅达33.8%居全国首位，云南、辽宁紧随其后，增幅分别为33.2%和31.2%，其余增幅前十省份为：宁夏（30.3%）、海南（28.5%）、内蒙古（28.5%）、黑龙江（27.4%）、吉林（26.6%）、贵州（23.4%）和北京（22.8%）。

可见，夜经济需求远比想象中旺盛，增长潜力十分巨大。除了餐饮消费、购物消费和城市灯光秀外，如何给消费者创造更加多元、差异化的夜间消费场景，或将成为城市竞争的一条新赛道，更是城市吸引年轻人的新战略。

商业经济与公共安全是发展夜间经济的双引擎

夜生活的丰富程度，一定程度反映了一座城市的繁荣、舒适和活力指数。《2017中国夜经济产业报告》数据显示，北京和广州的娱乐业呈现老龄化趋势，成都、长沙的夜间娱乐发展迅速。15座城市酒吧门店数统计，成都以3784家商户超过上海、北京成为第一；创新活力四射的深圳为3112家，位居第五。

然而从酒吧客单价来看，天津以216.99元超过深圳和北京排第一位，除此外，前五名的深圳（215.66元）、北京（214.32元）、上海（208.7元）和杭州（202.77元）均为经济发展后劲十足的城市。

“夜间经济”不仅关系城市的商业与经济发展，也与提供城市公共服务的部门有关。而一座城市的治安状况，绝对是夜生活品质的必需品。根据中国应急管理学会、中国矿业大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公共安全感蓝皮书:中国城市公共安全感调查报告(2018)》，除广州外，全国超大城市的公众安全感整体表现不佳。

具体来看，全国城市公共安全感指数排名中广州市位列第5，武汉市位列第9，天津市位列全国第10，北京市位列全国第20位，重庆市位列全国第23位，上海市位列全国第24位。全国公共安全感指数超过0.50的城市共有五个，其中，除了广州以外，其他四个城市都不是超大城市。

从城市治安安全感指数来看，四大直辖市的治安安全感喜忧参半。重庆在31个城市中排名第一；上海与北京刚过平均线，分别位列第12、13名；天津在四大直辖市中得分最低，在31个城市中排名倒数第五，与其行政级别和经济总量出现明显落差。西部地区的治安管理一直令人堪忧，除了拉萨出乎意料地排名第2外，银川、乌鲁木齐、南宁和呼和浩特均未达到平均水平。

有人指出造成超大城市公共安全感指数偏低的因素来自多个方面，其中之一为超大城市的居民虽然工作机会多，但是，房价高、生活成本大、工作节奏快等因素，会让大城市的居民更加焦虑，他们的生活安全感总体不高。然而笔者认为，超大城市给人们带来的压力和安全感缺失，正是夜间经济顺势发展的有利条件。通过夜间活动的放松，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抚慰，正好填补了大城市打拼的人们寂寞孤独的情感空洞，同时也有利于排解内心压力，维护社会秩序。

夜生活古已有之，但“夜间经济”一词历史并不长。这一名词源自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伦敦为了改善城市中心区夜晚空巢现象而提出的经济学概念。早在1995年英国就正式将发展夜间经济纳入了城市发展战略，2004-2016年，伦敦的夜间经济创造了超过10万个新的工作岗位，2017年伦敦市的夜间经济收入达263亿英镑，预计到2030年将达300亿英镑。

因此，伦敦发展夜间经济有着较长历史，也给我们留下一条可借鉴的道路。纵观伦敦的夜间经济繁荣的几大因素，夜间经济业态多元化与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管理是成功关键。

总体上看，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夜间经济的发展依然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城市忽视了夜间经济背后的巨大能量，而当前夜间经济掉入了概念陷阱，局限于夜景灯光打造，忽视了文化这一重要内涵；同时，我国夜间经济产品局限于餐饮、购物、游船、灯光秀，而文化、体育、竞技、表演、康养之类的产品极度匮乏，业态单一；缺乏合理规划以及合理设施与服务配套也是制约我国夜间经济发展的瓶颈。

无论是高压环境下对解压放松需求巨大的一线城市，还是夜间活动时间更宽裕、消费能力逐渐崛起的二三线城市，要想发展夜间经济切不可照搬复制国外经验，挖掘本地特色元素、叠加科技等前沿表达手段，融合开发多元消费场景的新模式才是各个城市最明智的选择。

更多数据参考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文化娱乐产业投资前景与发展趋势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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