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前：中国执政集团应设法破解的17个难题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艰难地走过了35个年头，而点燃改革开放火把则是深圳特区的设立，真正举国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是从八九事件之后。邓小平晚年的南巡，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总体来看：“摸着石头过河”的收获及付出的代价都是巨大的。这是一项十几亿人口横跨两个世纪、历经几代人痛苦而反复折腾的巨大的国家改革工程，这也是耗费了几乎全部改革积蓄、前所未有的巨大社会变革工程。其成绩是巨大却不被珍惜的、教训是深刻而沉重的、经验是丰富而令人揪心的。虽然中共第十八届执政集团被形势“倒逼”而不得不正视诸多历史积留难题和矛盾，在三中全会出台了全面而深刻的一揽子改革方案，但就当下局势而言，面对日益高涨而无法抗拒的全球化浪潮和日趋尖锐且纵横交织的国内利益冲突，十几亿民众会站在不同的利益立场和视角，以不同的态度和言行对待未来的改革；社会各界人士也无疑会用复杂而忐忑的目光，注视着新一届执政团队到底会以怎样的胆识和策略，强势推进触及筋骨的深层改革。

尽管习近平先生在思想和心理上，履新前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功课，但是在主政第一年内的主要任务是“熟悉执政环境、把稳执政工具、深入体察民情、智囊运筹及定位方向”，初期谋划和设定的一些改革策略，可能会在四中全会还会再做调整，四中全会之后，才会清晰地看到“习李新政”的执政及改革大略。四中全会若是没有出台真正有远见、有谋略、有力度、有准星的改革之策，那么之后的改革预期，或许难以预料。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孕育的“改革新政”，已经开始触及执政党和政府的深层厉害关系及敏感神经，并绘制出了一张“营养丰富”的、令人振奋的改革大饼；但能否探求出实质性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有效“实现方式”，能否出台具体务实的改革方针、举措和手段才是关键。这显然需要新一届执政集团具有“登高而招，顺风而呼，借势而为，风卷残云”的谋略、胸怀、胆识和智慧。自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以来，关于如何决断中国未来改革发展的根本方向及出路，如何运筹走出目前困局的策略，海内外各个方面的议论和争执异常激烈。但到底如何最大限度地凝聚民心、凝聚民力，集约智慧和能量，把宏伟蓝图变为现实，才是人民真正所期待的。否则，执政党和政府无论出台多么好的改革政策，都很难落实到位。试想想，面对一架陈旧且失修已久的机器，无论设计图和工艺多么先进，都无法加工出好的产品，而且机器卡死现象必然会频频发作。

当然，来自方方面面的声音，一定会对新一届执政集团的“改革新政”众说纷纭、猜度多多，但在对改革大势的判定方面，不同态度和立场的社会各届人士也在较大程度上达成了共识：历史留给新一届执政集团实施真改革的时间不多、回旋余地不大，或许只剩下最后一搏的博弈机会；因此，唯有准确把脉历史演进规律和中国国情特征，扫除各种干扰和羁绊，顺应最广大民众的现实利益诉求，才能有效推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靓丽的新阶段。

因此，到底哪些问题是当务之急、哪些问题是案头要务、哪些问题有缓后余地、哪些问题可暂且搁置呢？恐怕不同利益立场和不同思维方式的人士，各有不同的见地。《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治理》专题报告内容，在进行大量调研、走访、资料的比较及案例分析的基础上，从执政者的立场及思维方式出发，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粗略理出了17个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现摘要简述如下。

第1个难题：执政安全问题

一直以来，中国现行政治体制都有一个突出的特征：新的执政集团上台之后首要的事情不是做事，而是做好人事谋划和调整，此举的目的：一方面把“退居二线”的老的执政集团安抚和安排好，防止他们对现政的“指导干扰”；另一方面，根据自己的执政需要，把真正能够为自己扛鼎出力的人，配置到合适的岗位。此举无可厚非，西方发达国家均如此，只是作业形式不同而已。问题在于，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尚缺乏一套成熟的组阁机制，导致新一届执政集团往往要花费极大的心血和精力精心运筹此事。这步棋走不好，要么甘心做傀儡执政者，要么直接威胁到执政安全，导致执政权被“颠覆”，甚至个人生命安危收到威胁。现在中国的执政首脑跟美国一样，“可以”连任两届，美国连任两届为8年，中国是10年。可是这10年中，前三年能够把人摆平、把事搞清楚就不错了，其后2年再创造做事的条件和配置资源，第6-8年可以安心做点事儿，最后一两年又要着手安排接班人及考虑退休后能否安安稳稳、舒舒服服地能够度过晚年，因此会提拔任用大批干部。这样的循环，往往使一届届领导者真正全身心用到做事后的时间只有三四年光景。在目前局势下，对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威胁首先可能来自党内而不是党外，来自高层而不是基层，来自国内而不是国际。若要肩负得起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若不能“救党”，谈何“兴邦”。

所以，中国历届执政集团的首要任务必然是：强化执政地位不被动摇和确保新一届执政集团的施政安全。从“习李”执政集团的风格来看，显然是有做一番事业的雄心大略，因此，必须坚决而彻底地排除一切妨碍做事的人和事。其现实的思维逻辑必然是：在目前国内外任何政治或非政治力量都无法改变中国执政格局及政治生态环境的情况下，在中国民众目前的思想价值观还相当分散和尚未形成主流意识的情况下，如果不能确保中国现有执政格局的稳定，一切再好的改革构想和谋划都是空谈。既然是空谈，自然会误国误民。如果这个命题不存在，其他一切改革构想都是伪命题。所以，维护执政安全问题应当放在首位。

但是，维护执政安全若策略不当，不仅不会消解“威胁”因素，反而会将其“掩盖和豢养”起来，可谓本末倒置。当然，海内外有不少激进人士一直在指责：设定“维护中共执政安全”这个大前提谈论改革开放，是在为集权专制粉饰太平。当然，这种思维依然停留在“原始教条”的民主理念基础上，认为研究探讨中国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只有一条路可走：设法尽快结束共产党一党专制，实行自由选举和西式的宪政治国。然而，这种听起来依然美好的“真理”，至少在中国当下现实政治、历史社会环境下，缺乏可实施的方式和有效条件。在日趋发达的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时代大背景下，不同时代的人自有其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现时中国时局最核心的问题是：当下人当下该做什么事才有利于当下治国，才能使改革刀下见菜，才能给国民带来最佳的精神和物质实惠，才能为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奠定坚实的物质和文化基础。

综上所述，新一届执政集团要维护自己的执政安全，保障执政不被迷惑、不被干扰和不被捣乱，应当策略地做好几方面的事情：

第一、客观而理性地认知和有效排除“威胁”执政安全的主要因素。到底什么才是威胁执政安全的真正危险的因素？在一些党的中高层领导者看来，威胁中国执政安全的主要因素或许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多有责备的民主自由人士、国内持不同政见者、言语“恶毒”的知识分子、对党和政府不满的“刁民”等等。但是，从“习李”执政集团的言行来看，只要不刻意煽风点火、造谣捣乱，对于民间言论和知识分子的牢骚，是可以包容的。

从现实情况看，真正威胁执政安全的危险因素主要来自五方面：

一是在过去十多年，借助权势地位迅速坐大的既得政治利益集团和既得经济利益集团，这两者实际上穿的是“连裆裤”。这类群体已经在体制内外的核心地带、资源领域、垄断领域、司法、军队等方面坐拥庞大势力和人脉，他们大肆分享了改革开放成果，必然会成为事实“真改革”的最大障碍。当下的高压反腐大老虎，就是要清楚这类阻力。

二是集权体制下权力高层中的野心家。他们在权力和利益博弈中，为了贪得更大的私欲和维护自身利益集团的安全，而私结帮派、谋求“颠覆”，这也是封建集权政治制度的特点。

三是因民族矛盾、民族利益冲突引发的极端恐怖行为。这类危险分子虽是少数，但影响恶劣，若处置不当，会像病毒一样由边疆向内地扩散。

四是对社会不满的极端刑事犯罪分子。这类群体对执政党、对政府、对社会的情绪发泄，在一定程度上又建立在司法不公、公共资源及福利分享不公的基础上，比如，由于受政治风潮影响而实行类似“严打”的策略，导致同等程度的刑事犯罪分子所受的刑罚差异很大，当他们在监狱中相互交流后，感到法律对自己不公就异常愤怒，有些人刑满释放后就会寻机报复社会，制造事端。

五是民从被蛊惑煽动，导致民意基础溃散。在意外事件刺激下，发生群体事件。这是不容忽视的“威胁”因素。要认识到，随着中国的不断开放及全民文化素质的逐渐提高，十多亿民众的精神诉求越来越大于物质诉求，追求公正、渴望民主的情绪日趋高涨，特别是广大民众与知识分子阶层的价值观和利益关系日益密切。能够把各阶层不满情绪集中起来发泄的，往往是特定的意外事件。

从目前情形看，习李执政集团在维护执政安全方面，虽然面临极大的压力和困难，但其会果敢坚决地实施有效策略，局势失控的可能性很小。如果获得越来越强大的各阶层民意支持，执政安全完全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