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有光：中国甚至连第一线城市也不必限制落户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网易研究局(ID：wyyjj163)，作者：黄有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

“大师”由网易研究局和他山石智库联合出品

近日中国发改委出台了新政，包括：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300万-500万人口大城市全面放宽落户条件;低于300万者取消限制);加大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推进力度;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等。

笔者支持这些让人们有更大自由选择，走向市场主导的政策。本文论述，只要在市场不足的地方(例如污染、堵塞等)，用市场式的方法来补充，就可以更大地开放，甚至连第一线城市也不必限制落户。

在一个法治的社会，任何人应该可以选择做任何他要做的事，除非他严重地危害他人。在落户地点的选择上，如果没有像杀人放火等违反法律的行为，需要限制的主要根据是大城市的污染与拥堵问题已经很严重，让人们自由选择居住大城市，会加重这些问题，使原来的居民损失，因此需要限制。其实，这种限制的需要，来源于没有充分用市场式的方法来处理污染与拥堵。

什么是市场式的方法?例如污染，行政式的方法是禁止污染，或限制污染量。市场式的方法，是根据污染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向污染征税。行政式的方法，很可能会造成巨大的隐性成本。有些生产，要让污染量不超过限制水平，成本可能会很高;有些生产，即使要让污染量大量低于限制水平，成本可能也不会很高。

有效的安排是让前者多污染，多交税;后者少污染，少缴税。总污染量可以同样，而成本大量减少。当然，也要看征收污染税的可行性与行政成本。

大城市的污染与拥堵问题，一个主要来源是汽车的使用。一个可行的，行政成本很低的，能够同时大量减少污染与堵塞的方法，是征收大量的汽油税，用高额的税后汽油价格来鼓励人们少用车。这种市场式的方法，比像用车牌号码限天上路的行政式的方法更加符合效率。

很多人认为，利用价格机制的市场式方法，使有钱人能够轻松应付，而穷人穷于应付，不公平。笔者曾经多次论述，只要同时对有钱人征收更多的所得税，则合起来看，每组收入的人都会得利，包括穷人与富人。

人们是否有钱，不能够只看他居住在哪个城市，而是要看他的总购买力。因此，在个别问题上，包括人们居住地点的选择，应该以效率挂帅，平等的目标应该由整体的平等政策来达致。整体的平等政策，像多抽富人的税，多帮助穷人，可能会打击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有反激励作用。

但在个别措施的平等政策(包括限制落户)，也有反激励作用，又有额外的反效率作用，因此是不应该采用的，像笔者早于1984年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论证的一样，在个别具体措施，应该以效率挂帅;见笔者在本栏的“为何到现在还在摇号?从杭州抢房悲剧说起”。

如果一个人要在北京落户，政府有何理由限制她?如上所述，主要的理由是，北京的污染与堵塞问题很严重，更多居民会造成更大的污染与堵塞上的危害。那么，根据市场法则，就应该在这些污染与堵塞问题更大的城市，征收更高的污染与堵塞税。

可以论证，即使居民增加会使污染与堵塞问题恶化，只要有对污染与堵塞征收适量的税，则居民人数的增加，即使增加污染与堵塞，也不会对原有居民不利，因为他造成的危害(外部成本)，已经被他缴交的税所抵消了。(详见笔者与Harry Clarke在Economic Record 1993的文章。)

因此，如果我们足够地用市场式方法处理市场不足的地方，包括污染与堵塞，那么，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开放，让人们有更多自由选择的空间，包括汽车何时要上路，要在哪个城市落户等，都不需要政府来规定。

更进一步说，减少政府在具体问题上的限制功能(包括审批落户等)，不但使人民有更大的自由选择，也节省行政成本，更减少产生贪污腐化的土壤，实在有多方面的重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