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新常态：美元欧元怎样变态？——基于全球货币市场62%为美元、33%为欧元的三大经济体的根变之道

【核心提示】：继中国央行去年11月22日下调人民币基准利率0.50%后，时隔75天后中国再次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基准利率(简称“基”)与存款准备金率(简称“准”)的双双下调证实了中国人民币全面进入“降息大周期”，而且要释放出更多流动性来应对中国GDP向下(十数年最低)、中国制造业过剩(严重过剩产业钢铁、铝、铜、建材水泥业等)、通缩苗头乍现(通缩原是“富贵病”，通常是富国日本、欧洲易得，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得通缩病症比较麻烦)、以及“三驾马车”中的出口数年一直不振、投资依然在加大等，在这样国内外大环境以及最新一系列数据显示中国经济趋弱的大背景下，中国央行正加大努力抵消资本外流的影响，同时鼓励银行加大放贷力度，以增加更多流动性，来促使中国经济有较好的增速。

人民币“降基降准”背后的难题，是当今世界其它任何国家货币都没有、唯一的，唯人民币独有“中国特色”。中国经济制度先行中国金融货币进行了市场经济的改革，这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最强劲的近40年中——经济发展GDP在14.3%进程时看不出任何阻力和根阻，2014年中国经济GDP下降了一半，这让人民币跟上中国经济的步伐越发吃力、甚至寸步难行、各外悖论冲突，中国货币政策改革滞后与中国经济改革脱离、不相适应就更加突出，人民币到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困境，到了中国货币不仅要与中国经济改革齐头并进、还面临着与一揽子国际货币不兼容、源头冲突的问题……人民币已经定下了国际化的未来方向，那么中国货币的自由兑换、自由汇率也终将赶上国际货币与美元、欧元、日元等等共同向前，来让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游刃有余、坦坦荡荡的迈上国际化的通途，但这不是嗟来之食，而是要人民币扎扎实实与十几种国际货币1全面接轨、融合、不冲突、来往与全球世界。

出生于1948年10月1日的人民币，根源于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从“计划经济”讲，它早已脱离了“计划经济”轨道却继续惯性不停的前进;从改革开放近40年的“市场经济”讲，它与全球所有的“市场经济地位”国家货币都不兼容甚至更悖论，人民币成了非计划经济、也非市场经济的一种超级货币怪物，根源变革就是其与全球各国货币兼容、互联互通的唯一出路。

人民币的100年、300年又该如何?能与全球它国货币共同兼容?就是作为货币的间隙性本源通融了，但从国家政治上、价值观、国家观上，又怎样与全球超过98%以上的国家兼容、通过、共荣?

(Ⅰ)、天下馅饼“降准”

一种货币，基本只有这两个控制工具，这就是“基准利率”与“存款准备金率”。前者，几乎没有底线，是所有使用这种货币的人和机构都受其约束，可以无限制的升降：升时，从0.01到几倍、数百倍、千倍等;降时，可以降到人们常说的“零利率”及0.01%(日元就是实施了20年左右的零利率)。而后者，是国际银行业监管的“巴塞尔Ⅲ”统一底线(一级资本和总资本的最低要求调整为5%、6%和8%，系统重要性银行最低总资产充足率要求为11.5%，非系统重要性银行为10.5%。要实施存款准备金制度。2010年年末中国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12.2%，中国金融机构准备金存款利率，由现行缴来一般存款利率7.56%和备付金存款利率7.02%，如美国的活期存款准备率是8-18%)。通常，存款准备金率越高，金融银行系统的保障系数就越高，放出的货币就相对减少;存款准备金率越低，则风险比率就越大，释放的货币就更多。对这种货币的安全系数来讲，存款准备金越高越安全。对这种货币的流动性来说，恰恰相反，越安全，能够使用和放出的货币就相对比率就更少。

降“基”是针对整个货币全体系——所有机构和所有公民存取货币，可以很低、甚至可以低至零利率;但降“准”却不能、也不能太低，囿明确的国际组织与国内监管机构的数字规则约定和监管程序，除非不得已，太低了这个银行体系就会崩溃，信用溃烂。降准最大的赢家是商业银行、经营货币的机构。

中国最新数据表明：制造业(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推动因素)1月份出现两年多来的首次收缩。在那之前，上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是24年以来最疲弱的7.4%。此外，根据最新的中国国际收支数据，2014年第四季度中国遭遇了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的资本流出，有910亿美元的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是1998年中国开始编制季度数据以来最糟糕的一年。随着投资者抛售人民币和买入外币，中国的外汇储备也有所下降。

有评论称：这次中国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最重要原因是银行体系内的流动性需求，外汇储备的积累，传统上是创造基础货币的重要渠道之一，但现在已经不再存在。这就制造了一个需要填补的永久性货币流动性缺口。

存款准备金率制度规定了商业银行必须将多大比例的存款缴存于中国央行作为准备金用，这部分资金不能用于贷款和其他投资。在过去10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出现“双顺差”，导致中国银行系统的外汇储备和国内货币供应量出现膨胀。对此，中国央行稳步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以此来冲销资本流入、防止通货紧缩继续深化。

中国各大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从2005年的8%逐渐升至2012年末的高点：20.5%。

中国2月5日起下调0.5%使存款准备金率降至19.5%，尽管这个数字仍比其他任何主要经济体都要高得多。随着资本流入出现逆转，有经济学家预计，2015年度中国至少还会有一、二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还要有两次左右的下调基准利率。降低基准利率，是为整体中国经济、机构、公民等所有使用人民币者降低成本，而降低存款准备金是为金融机构松绑，与国家降低成本、公民没有直接受益，从理论上讲反而增加了金融银行业的风险。

中国央行2014一年一直试图在“走钢丝”：一方面要提供有针对性的刺激政策以支撑不断放缓的经济GDP向下，一方面要避免像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时那样释放一股新的信贷狂潮、导致金融风险加剧，人民币是与全球所有国际货币都不兼容的一种国家主权货币。

中国央行在出台这一轮最新宽松举措之前，已在去年11月22日下调基准利率5%，并在去年全年期间采取了一系列定向宽松措施，包括对特定银行提供价值逾800亿美元的直接贷款，以及削减小型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中国是全球使用货币——人民币成本最高的大国经济体之一，其目前基准利率为5.6%，也是在主要最大经济体中最高的，欧元为0.15%，美元为0.25%，日元为0.01%。人民币与美元基准利率为20多倍，是欧元的30多倍，是日元的500倍。基准利率之高，这个国家使用这种货币的所有成本都居高难下，中国水电煤气、吃穿衣行等人民必需品、生存、死亡等成本之高，就是基准利率的根源长期所致。

中国央行2月4日还宣布对所谓的城市商业银行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此类银行的贷款业务向小企业和农业倾斜——这两个部门长期抱怨难以获得信贷。这种是中国货币体制“多元”的必然恶果，包括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等都无法实施国家统一的一种公平、公正的国策。

有经济学家表示，这次中国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双双进入“下降周期”，除了应对国内局面以外，中国央行此举也是对其他国家央行动作的反应，包括欧洲央行(ECB)最近决定启动的雄心勃勃的量化宽松计划。不管是降低这种货币的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就放松货币政策而言，全球各国都在加大赌注，在2015年过去的一个多月，已经有包括超国家经济体欧元等十数个国家降低了利息，实质性全球货币大战的帷幕已经拉开，就看上半年欧元区自3月1日开始实施的QE会怎样开花、怎样结果了，囿欧元区是全球第一大超国家经济体，欧洲富有超过100年风云，欧元区经济总量约大于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超1/4，更欧元区还是全球最大的财富经济体，欧元区经济上下的好坏可能是美国对全球的影响力难比上下、更甚。

(Ⅱ)、人民币“三角困境”

2015年当下的中国问题是，如何防止中国第一大产业、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在沸腾的流动性助推下，经历了各自“咆哮的年代”后双双失速的风险。这是管理层必须未雨绸缪、提前布局的重要课题。还有中国股市资本市场，还象2014年底那样高烧下去?人民币都趋势到中国股市里去燃烧?当年的日本，正是因为没处理好这个问题，最后的教训令全球为之震惊、非常惨痛。他们“失去的年代”不是个位数，而是双位数甚至还要乘以二，结果是20年上下的通缩、至今挥之不去……日元货币长期零利率，魔咒恶性循环、反反复复20年来来去去难以摆脱。

(A)是、中国央行，世袭了1948年10月1日出生的人民币、也世袭了计划经济苏联模式至今难改，喜欢在“刀尖上舞蹈”的中国央行，宣布2月5日起下调实施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对小微企业贷款占比达到定向降准标准的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4个百分点。此次降准总共释放7000亿到9000亿的资金。

这是距中国传统消费最高峰——春节只有15天时间前夕，历来是中国央行投放流动性的巅峰旺季，无论是企业年终分红、民工发工资，都需要例行增加投放。2015年，中国央行赶在节前释放流动性，可以解读为以下几个原因：

(B)、传统的投放流动性渠道正在发生变化，过去主要通过外汇占款投放流动性，但2014年以来，外汇占款增长乏力，2014年一年几乎没有增长，只增加了200多亿美元。在高顺差年景下，央行靠大举购汇，投放基础货币，再通过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大举派生流动性。现在，这个投放通道被堰塞了。外汇占款明显减少，虽然经常项目的外汇占款仍然在流入，但增幅已趋缓，而资本项目流出明显加快，2015年资本项目甚至出现多年罕见的净流出。

从另一个角度看，随着中国国内资产价格高企触顶，以李嘉诚家族为代表的部分外资大举外撤，转而抄底最财富的欧洲市场。伴随国内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2014年中国企业境外投资超过了1000多亿美元。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导致央行通过外汇占款泵入流动性的管道失灵，这种情况下，开始直接动用降基准利息和降存款准备金的手段，来释放更多的流动性。

(C)、从这个背景来考量，不宜把春节前一次增加市场流动性的例行做法过度解读为“标志性的货币宽松”，甚至误读为“中国新版QE”启动。因为，无论是去年的几轮结构性降准，还是最近的“降基”和全面“降准”，这是中国式货币策略的一种要保持精准滴灌，又要防止大水漫灌。

从宏观经济看，中国经济处于寻底爬坡的谷底区域，上下尖端两难。楼市萎靡、钢铁、石油、铜铝等国内需求严重疲软，以及复苏艰难的全球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外溢影响已日益显性化。低迷的经济数据遍处开花，PPI跌幅继续扩大，已连续35个月为负值，大宗商品价格延续下跌，工业产出数据不乐观，钢板价格跌到20年前……

(D)、2014全年，中国基础货币投放增幅达到12%，M2达到122万亿，信贷投放近10万亿，增幅超过10%，但更诡异的是，CPI同比只增长2%，创5年新低。PPI、CPI持续下跌，使得通缩正对经济构成显著威胁，也说明货币政策释放的流动性传导不到中国实体经济中去，货币政策有效性面临挑战，中国式的货币迷局让人不解，中国股市却与中国经济超级冰火两重天。

正常情况下，一次“降基”或降准，需要3-6个月的消化和实施过程，而中国去年11月22日“降基”0.4%，距前一个降息点时间不过75天，短期内又在春节前启动降准，表明中国央行已紧盯可能出现的通缩风险和GDP大幅向下。中国囿“计划经济”转轨的“市场经济”历来是怕冷不怕热，热了有办法立马降温，而冷下来，中国就会七手八脚往往很难让它回暖——改革开放近40年概莫如是，有时九头牛也拉不出泥潭。频繁密集的举措，体现了管理层希望稳定经济增长、防止并遏制经济进一步下滑的良苦用心。但是，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缺钱，而是要精准厘清“堰塞湖”放水和梗阻症的节点所在，并采取有效措施活血化淤，打通中国经济的主动脉。

(E)、无论是走平衡木，还是在“市场经济”不达、“计划经济”惯性的复杂环境下“刀尖上舞蹈”——“市场经济”不达的突出现象就是货币兑换依然没有自由、利率依然高度管制。中国央行只能陷入全球所有货币都没有的“三角困境”，即货币当局在汇率稳定、资本流动和国内经济稳定之间难以做到有效的平衡，无法自由平衡与国际货币的利率、无法按市场规则自由兑换货币。在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美元QE三轮、欧元接着QE之下，在盯住汇率的同时，如何保持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是央行最起码是超越未来半个世纪也难以解决的难题。

2015年刚过去一个月，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加大，无风险利率下行，市场预期利差收窄，亦加剧人民币贬值的全球性压力。降息窗口打开后，降准效应继续发酵，央行可能面临更多的艰难选择。毕竟，覆水难收，大势已趋，2014年突破122万亿的M2，过去多囤积在房地产领域，未来可能调过头来杀向资本市场，更多的波涛滚涌、风高浪急在后头。

人民币未来的问题是，如何防止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在沸腾的流动性助推下，如何防止人民币都去了股市资本市场，经历了各自“咆哮的年代”后的中国经济双双失速的风险。中国央行必须未雨绸缪、提前布局的中国问题的重要课题。当年的日本，正是因为没处理好这个问题，最后的教训非常惨痛，日本“失去的年代”跨越了20多年，至今也无法摆脱反反复复通缩的历史魔影。

(Ⅲ)降准与未来之“八大关系”

(上)、65年之笄

出生于1948年10月1日的人民币，根源于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从“计划经济”讲，它早已脱离了“计划经济”轨道却继续惯性不停的前进;从改革开放近40年的“市场经济”讲，它与全球所有的“市场经济地位”国家货币都不兼容甚至更悖论，人民币成了非计划经济、也非市场经济的一种超级货币怪物，根源变革就是其与全球各国货币兼容、互联互通的唯一出路。

1)、2015年2月4日18点21分，央行在其官网上挂出新闻通稿——《中国人民银行决定普降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并有针对性地实施定向降准措施》，通稿称：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5年2月5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同时，为进一步增强金融机构支持结构调整的能力，加大对小微企业、“三农”以及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的支持力度，对小微企业贷款占比达到“定向降准”标准的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4个百分点。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松紧适度，引导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平稳适度增长，促进经济健康平稳运行。

2)、存款准备金，是指金融机构为保证客户提取存款和资金清算需要，而存放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中央银行要求的存款准备金占其存款总额的比例就是存款准备金率。2015年2月5日之前，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为：大型金融机构20%;中小型金融机构16.5%。

3)、存款准备金率与基准利率一样，是央行调节货币供应量的两个杠杆。由于货币虚拟化，加上银行可以将钱不断周转放贷，所以在货币供应量上存在“货币乘数效应”。简单地说，用1除以存款准备金率，就是货币乘数。比如在20%存款准备金率的时候，理论上的货币乘数就是1÷20%=5。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印刷”1万亿人民币，全社会实际增加5万亿人民币(因为存在个人手持现金和金融机构超额存款准备金因素，目前实际货币乘数是4.3左右)。

4)、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可以增加货币乘数，进而增加全社会货币供应。以目前的存款规模，存款准备金率普降0.5%能释放6000亿元资金，加上额外的三农释放2000亿元，此次“降准”总共释放7000亿到9000亿的资金。降准不可以象降基那样无底线，把基准利率降得越低，银行业的风险就越高;相反，存款准备金越高，央行安全系数高了，其放出的货币就更有限。

5)、人民币必须有两个稳定跨越历史的结果：a)基准利率该落在什么样的平台上?比如美元现在是0.25%、而美元历史上也几乎很少有超越3%过，人民币该落在什么样的平台上?6%基准利率，是已成历史的过去;b)存款准备金平台，是中国国情的20%，还是巴塞尔Ⅲ低等的5%、高等的8%平台?

(中)、100年、500年货币体系

不管是数百年的全球第一超级大国、英镑、还是现在只有70多年的第一超级大国、美元，都走了同样的一条历史大路的关键两大步、缺一不可：第一步是工业化崛起，用商品经济来统领整个世界;第二步是以货币为轨道，铺垫通往全球经贸的一统天下。英镑风靡世界300年的历史证明，一旦工业商品开始衰退，再横行全球的货币体系也无法支撑，就象大自然人类至今的两条腿——工业化商贸与货币，必须用两条腿来走人类古今中外之路，否则将必然败北，谁也无法维系继续向前!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美国及美元的举世崛起，根源得益于第一次、特别得意益于天赐良机、天时地利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讲没有两次世界大战，就没有今天第一超级大国美国!但这样的天赐良机永远不会再有了……未来的大国、特别是超级大国崛起，只能走人类有两只脚的两步行了……

(A)、人民币要不要与所有“市场经济地位国”那样、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国际货币?——自由兑换、自由汇率(是美欧市场经济地位国判定的必须“标准”)?是要做真正的国际货币吗?

要，就要从根源推倒重来。

(B)、人民币，要不要构建、容纳“大中国”包括台湾、香港、澳门等更多亚洲及华语系国家的货币体系?一如至今15年的欧元，亚洲没有这样的体系，中国未来要不要构筑、建树大中国(或大中华圈)的货币体系?若要，欧元就是前车之鉴，前期构筑大中国“中元”货币体系、远期方略是亚元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半个多世纪、70多年了，除非洲之外、亚洲是唯一最零碎、财富聚集最短缺的国家(亚洲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高收入国家”，只有全球高收入国家总数的十分之一，全球有40个左右高收入国家)、人口却是最繁多的全球之一半，亚洲总体处于最贫困线的大环境之下，就是因为亚洲区域一盘散沙，没有合力、各自为阵、没有大市场、大环境、大货币、大趋势的整体大氛围。

(C)、人民币，需要从根源进行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革，不仅仅要适应中国的未来的大国发展，还要兼容全球化、世界各国的利益，那么“中元”就必须出笼，按全部市场经济化构建、将实施、立法、执行各行其道……那么中国才有可能象美国那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能穿越历史的100年、500年、1000年不改的走下去，中国历史上还没有过千年不改(据传说英国就是一个没有国庆、千年不改国号的国家)的历史，让货币支撑国家不改是当今美国的创举!

否则，就只能是春、夏、秋、冬的不停轮换，你方走罢、我登台。

(下)、不是结尾

而现代金融货币理论认为，一种货币降低基准利率、持续降息的实施结果就是：实施宽松货币放水;新一轮货币贬值;降低这个国家运行一切动产、不动产的成本(基准利率降至一个新平台);还是人民币持续走向国际市场……在人类近500年间，英镑风靡全球走向全球走了300多年，美元取代英镑成第一国际货币走了近百年、再加上第1次、第2次世界大战的全球性“特需”帮助……人民币降低基准利率降息，是长期战略、是中期战役、还是短期战斗……

当前人民币基准利率为5.6%，是中国使用货币成本几乎为全球G20国家之最(除俄罗斯之外)，致中国所有关联货币的一切生存大环境、半个世纪以来都居高不下，降低中国持续、发展、生存、死亡等等的一切成本，是中国迎头赶上或超越发达国家的根决之道。

就美国239年历史看，美国对任何处于第二位的国家都是保持着历史性高度警惕，再加上美国国家制度的极度保护、自卫，不管这个国家地理上处在什么位置，这个国家的大小如何，性质如何，都一样戒备深严、任何一个它国都不能在法律上如此高屋建瓴、目空一切外来。自从美元取代300年英镑成全球新霸主的70多年以来，从20世纪到21世纪，三个老二，分别是德国、苏联、日本，最后都与美国发生了某种尖端摩擦，现在轮到中国成为老二了。从20世纪到21世纪今天的100年以来，全世界的“老大”一直都与“老二”水火难容、老大都一直未变过，但老二却一直在变。在最近的100年来，三个老二，分别是德国(因占领地盘而发动世界大战)、苏联(因军事争霸而不堪负重败北)、日本(结局最好的老二)，各领风骚30年，然而这些老二之轴心——货币却从来没有统领全球过。如今风水轮回、轮到中国成老二。近100年来，不管是德国、苏联、日本都与老大美国发生过不可调和的某种摩擦和经贸上的生死角斗，现在轮到中国成为老二了，更何况中国的党国关系、政治概念、社会制度、人生价值等等都与全球98%以上的国家相悖论，与老大南辕北辙的冲突更是与近100年来的三个老二都冰火两重、有更大比率的天上与地下的巨大落差而举世兀立。

2015年，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性开创元年。“新型大国关系”能走多远、走到什么程度、有没有一个生长、开花、结果的历史过程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中美两国融合却是全球的一大幸事和盛事和永远的悖论，囿中美两个大国的国家价值观、政治价值观、社会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总体价值观等等根源的不兼容甚至根源永悖，那么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注定就变化多端、曲折多难、甚至是永远都难以融合共识的事……

在当今全球国际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中国的“出牌”方法、游戏规则与发达国家都有源头不同，缺乏诚信，与“市场经济地位国”形成的游戏规则发牌程序和出牌结果都有所不同，总是我行我素、经常与朝鲜、古巴相接驳、另辟异路，与全球98%以上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价值观上都不合拍、甚至公然对抗。按中国5000年的哲理名言叫：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在全球的国际大环境就是这样。特别是全球的大国，是几百年持续不断的努力才能水到渠成、人多了走成路，中国还没有准备好，若是再加上大国环境的历史性建树，那么100年中国跻身大国行列倒值得历史期待;就是这个GDP总额超过了美国，那么中国零《宪法》空运行的中国游戏又怎样与国际游戏规则接轨、政治与国家的建树和经济崛起、融入全球第一步是兼容全球50%以上的国家(包括兼容台湾、香港的国家制度、社会秩序)、第二步是兼容全球70-80%以上的国家(民主的法治国家，“一党独大”的共产党必须学会怎样兼容、共生存的全球98%以上的国家的大环境)，是100年、300年，还是更长远的历史建树、实践?否则讲今日人类全球化的“大国地位”只能是画饼充饥、自欺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