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税能否保障铁矿石供给安全

4月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月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自5月1日起下调铁矿石资源税征收比例，减按规定税额的40%征收，以改善铁矿石企业生产经营环境，保障资源供应安全。

需要注意的是，我国铁矿石资源税一直采取减征政策，2012年2月份以来一直按规定税额80%征收，此次按照40%征收，即铁矿石资源税赋减半。

为什么政府要资源税减半征收?官方公布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已经提高至78.5%，矿山继续减产将直接威胁我国钢铁原料产业安全。全球大宗商品暴跌，铁矿石价格已经跌破铁矿企业的成本线，国内铁矿山大多处于停产和减产状态。wind资讯显示，今年3月末，我国铁精粉矿山的开工率为47.4%，与常年70-80%的开工率差距甚大。

资源税征收减半，究竟力度有多大?

先从账面来计算减税力度。我国2011年11月实施了资源税暂行条例，征收铁矿石定额资源税：根据资源禀赋条件，原矿每吨10-25元，重点矿山的一等入炉露天矿需缴纳的资源税额最高，每吨25元。

我国仅有海南、贵州等寥寥数个矿山是入炉露天矿，且规模较小(全球入炉露天矿主要分布在澳洲和巴西)。

我国矿山品质差、埋藏深，铁矿石达不到直接入炉级别，必须选矿，每吨原矿征税额在10-16元之间。以1吨品位66%铁精粉需要3吨原矿石计算，每吨铁精粉的按照80%的计征额在24-46元，由此计算，税收减半的税收减免力度在12-23元/吨。

再从实际征收情况看，会与账面计算额有一定的出入。各地会根据本地情况，采取一些减免政策，铁矿的资源税实际税赋要低于征收标准。而且地区间矿石质量不同，税赋差距大，难以直接统计。从现有资料看，按照80%税额计征，有关方面估计，新疆的铁矿石资源税税率实际征收额为9.52元/吨，减半征收，新疆地区的税赋每吨减少4.7元。我国铁矿石产地主要在华北、东北地区，新疆铁矿石的规模和质量不及这些地区，所以，全国平均税赋的下降幅度应该大于新疆。2014年，中国的铁矿石原矿产量15亿吨，铁矿石资源税征收额度将减少70亿元以上。相比2014年中国钢铁业利润300亿元，减税力度还是很可观的。

或者我国铁矿企业税费负担每降1元，按照依存度70%的比例，国外铁矿山就被迫少收入2.3元，我国钢铁产业链由此获得3.3元的利益。因此，降低铁矿石税负将有效减轻下游企业压力。

相较于完全成本，我国铁矿石整体税赋仍然偏重

先看矿山的生产成本。我国矿山普遍存在品位低、伴生矿多等特点，且由于矿石埋藏深，大部分矿井的深度在100米以上，多数在300米左右，导致铁矿石成本大幅增加。调查显示，山西、辽宁地区的铁矿石生产成本(不含税)主流在550-650元之间。

再看税费成本。在开采过程中，企业需要缴纳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在销售过程中，需要交纳增值税及随征附加税种。2014年1季度，中钢协公布我国铁矿山企业税费负担率平均为21%，最高达30%，税费项目有20多项。据测算，国内铁精粉(成品)每吨应缴税额在150-190元/吨。而据了解，澳大利亚铁矿石生产商的税收负担仅限于联邦政府0.25澳元/吨的资源税和州政府5%的地方税，两项合起来仅占其离岸价格的5.5%。

目前，我国铁矿石市场价格已经跌到600元/吨，由此看，相对铁矿石完全成本(生产成本 税费)而言，铁矿石资源税征收减免额度对矿山的整体生产还不够。

铁矿石税收减负，我国还能做些什么?

与巴西淡水河谷、澳大利亚两拓(力拓、必和必拓)相比，我国铁矿石生产成本居高不下。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统计，我国铁矿石的生产成本约105美元/吨。而国际铁矿石生产成本较低，力拓、必和必拓等大型矿山的生产成本在30-40美元/吨，新兴矿山FMG公司的生产成本约在50美元/吨，因此，加上海运费用，澳大利亚铁矿石到我国港口的成本在45-65美元/吨。

经过测算，我国铁矿企业税费负担每降1元，按照依存度70%的比例，国外铁矿山就被迫少收入2.3元，我国钢铁产业链由此获得3.3元的利益。因此，降低铁矿石税负将有效减轻下游企业压力。

首先，建议实行低税率的增值税。在2009年我国增值税改革过程中，将铁矿石的增值税税率上调至17%，建议将国产矿的增值税税率恢复为13%，或者推出国内矿山税收返还及优惠政策，匡算后每吨铁矿石增值税应缴税额下降约30元。

其次，建议实行铁矿石资源税的从价税率，我国已经将煤炭的资源税改为从价计征，这样实际税赋随行情波动而调整，行情低迷时候起到杠杆作用，实际税赋及时下浮，避免了政府政策出台的滞后性。

增加铁矿石的有效供给，还要依靠海外矿

我国铁矿石资源贫瘠，同时受环保条件制约，保障我国钢铁原料供给不能依赖国内矿山，应该大力支持企业境外淘矿，逢低介入开拓权益矿山。

我国已积累了一定的海外投资经验，2010年前后的全球矿石投资高峰时期，我国企业投资境外矿产，目前进入达产高峰，有资料显示，2011年中国企业境外固体矿产投资额226亿美元。其中， 2014上半年我国进口塞拉利昂铁矿石944.2万吨，同比增加462.7万吨。

但随着全球铁矿石进入低迷行情，我国境外矿石投资陷入低谷，2013年、2014年我国企业境外固体矿产投资额分别为49.11亿美元和108.34亿美元。目前，铁矿石价格不及高峰时期的三分之一，收购成本及阻力大幅降低，是我国企业开拓境外矿业项目，获得采矿权的良好时机，坚持矿产资源的“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把握低谷时机，建立稳定的铁矿石海外供应基地。

而随着“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建设，我国已经具备了支持企业海外开拓的资金和涉外商务经验。

首先，可以考虑成立境外矿山产业投资基金。通过产业投资基金，以市场化方式直接投资境外矿业项目和采矿权，发挥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钢铁企业、证券公司、民间资本等多方力量，组建产业投资基金，进军境外矿山，并考虑成立境外矿业投资的“国家队”，引导国家主权基金主导或参与相关投资项目。还要加快我国金融机构国际化步伐，掌握国际规则，强化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为企业在境外矿业勘探、收购、汇率风险控制等业务提供支持。

而且，由政府提供相应的财税扶持。建立境外矿产资源权益投资专项资金和境外矿产资源风险勘探专项资金，充分利用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等政策，落实支持企业走出去战略，并推出在税前扣除企业境外资源勘探的前期费用、进口增值税的先征后返等税收政策。

此外，还要实现国家外交，通过国家层面加强与资源国的合作。我国可以利用人民币走出去的影响力，降低铁矿石经贸投资汇率风险。目前，我国已经与澳大利亚、巴西分别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需要继续拓展矿石资源国货币与人民币的互换业务，为我国企业采购铁矿石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