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势高压反腐终究如何“收场”

江泽民时代之前的中国改革是全民经商“穷折腾”，砍断了束缚劳动力手脚的制度绳索之后，亿万基层民众自食其力地解决了温饱问题，这个阶段毕竟算是真改革；邓小平时代之后的中国改革是权力膨胀的“瞎折腾”，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权钱交易，酿成了形形色色的腐败，并极大扭曲了经济发展结构，蚕食了改革开放成果，这个阶段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伪改革。因此，研究探讨自邓小平之后中国的体制演变及改革局势，有这样一个问题值得思考：为什么在中共第十四届至十七届近二十年的黄金改革机遇期内，执政者都认为腐败问题日趋严峻，也都曾高调提出：反腐倡廉、取信于民，可人们看到的实际情形却是：自上而下、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在一系列反腐“口号”声中愈演愈烈。其实，反腐败的难度不亚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因为二者的共同特征是“执政者首先要敢于从执政集团内部动刀子”，如果能够做到真反腐，就有胆识做到真改革。很显然，第十八届“习李”执政集团“履新”后的首张硬牌也必然是通过强势反腐，取信于民。如果真能“不惜代价”打好这副硬牌，并取得成功，则意味着一系列政治及体制改革，具备良好预期。

第3个难题：强势反腐及反腐机制建立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权力主导下的、以投资推动为特征的经济改革，滋生起来一大批靠腐败“立业并成气候”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已经坐大的强势既得利益集团，是中国未来任何具有历史责任感的执政者面临的最大“拦路虎”，他们的名利及权贵地位，建立在封闭运行的集权政治体制基础上，因此而构成了无所不在的腐败，这是多种矛盾长期沉淀并顽固地交织在一起的恶果，已经侵害到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体系，像魔鬼一样，隐身在各阶层民众的灵魂和肌体中，一旦当改革触及到他们的利益时，立即会怒目圆睁、歇斯底里、寸步不让。

可以说，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中国的腐败已经不是简单的权力腐败，而是早已经组织化、规模化、强权化的集团腐败，这种集团性腐败早已经渗透到党政军权力阶层。加入WTO更是让党政军各级权势阶层分享了全球化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好处。

 由此看来，中国新一届执政集团，从步入帅台的第一天开始，就面临着与势既得利益集团的直面对决：是妥协迂回，还是强势爆破。若要不惜代价，采取超高压策略强势反腐，则有三步棋要走好。一是做好持久作战的准备，在现阶段缺乏有效反腐机制的情形下，要集中全力和气势，一鼓作气地端掉一个个腐败窝案，从心理上和气势上形成强大威慑，迅速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二是反腐开道，经济跟进，采取放活市场与适度的行政投资相结合的策略，赢得一定的改革回旋余地；三是伴随法治建设，逐步建立起一套符合中国特色市场环境下的制度性反腐防腐机制。

现在，海内外不少人士，对中国这一轮“超高压”反腐风暴大致有五点看法：

一是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腐败，已经腐蚀和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所以，惟有真反腐，才能缓解执政党的执政危机，为执政党自身建设及改进执政策略赢得余地；

二是现阶段通过“以权力反腐败和制衡腐败”的人财物成本代价很大，一方面大大小小、上上下下的腐败已经普遍存在，腐败本身对国家及国民造成的巨大损失是不可估量的；另一方面反腐败本身也需要巨大的人财物消耗，这显然也在加大国家和人民的负担；

三是从根子上说，是制度导致了腐败，若没有制度创新，腐败行为及腐败分子无法根除，持续高压反腐，已经导致很多官员人心慌慌，没有心思干活，也“促使”很多腐败者加速资产对外转移；此举最终该如何收场，应及早运筹，最好的策略是强势反腐过渡到新的反腐机制上来，可是中国到底应该构建怎样的反腐机制，这是一个深层的政治体制及国家权力构架问题，需要深入探讨，国家治理的大制度不创新，小制度也难健康确立。

四是目前只有中央在真格反腐，地方基本没有作为、甚至不敢作为，因此若单靠中纪委派出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直属部队”，根本无法从根本上“歼灭”遍布全国的腐败；

五是广大民众并没有感受到反腐败给自己带来多少明显的实惠，最多是有一种“大快人心”的心理感受，因为真正伤害广大基层民众利益的大都是无所不在的“小腐败”。

综上所述，中国目前的反腐败已经基本完成了第一战役和达到初步目的，今后的策略应当是：一方面策略维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并借力民众和舆论，延长反腐败效应；另一方面，加紧研究探讨从根子上根除腐败基因和毒素的长效机制，逐步过渡到制度和法律机制，具有自然的反腐抗腐机能，也就是说要构建中国特色的制度性反腐防腐机制，使法律、政律、新闻舆论各自独立地发挥作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