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入学画地为牢是与国家未来为敌

户籍制度使社会福利不均等，中国仍未建成平等的公民社会。

生育高峰加上外来随迁子女入学人数增加，使北京采取史上最严厉的行政手段，强行减少小学入学人数。北京等大城市教育资源极端匮乏，这不是学生家长几声微弱的抗议就能够解决的。北京上千所小学人满为患，师资力量匮乏，已经无法实行精细化教育，将近50人的大班比比皆是。

经历2010年之前的平稳期后（此前十年，北京全市小学入学适龄儿童稳定在10万人左右），从2011年开始，北京小学入学人数激增，2011后为13.2万人，2012年为13.7万人，2013年为17.5万人。2014年遭遇“五证”难题，入学人数从预测的18万下降到16万人左右，其中三分之一是外地户籍人士，这下降的2万人意味着有2万个左右的家庭不得不骨肉分离，或者离开多年闯荡的北京，或者想方设法重回北京，人伦悲剧因此上演。

非京籍随迁子女小学入学基本条件是“五证”，即适龄儿童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本人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全家户口簿、在京暂住证、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务工证、暂住证与身份证，是外出务工人员三件宝，为了证明不是盲流到哪儿都少不了。

想办齐“五证”并不容易，并且各区情况不同，如朝阳区要求学生父母或者监护人的暂住证应在有效期内且来京时间已达半年以上，学生父母有产权房或者有正规租赁合同，需要房东住房半年以上纳税证明。各种证明让孩子家长跑断腿，累趴下，为了孩子，老戏码再次上演，一些夫妻为孩子入学闪离，以离婚为代价替孩子筹集齐完整的五证。

五证不全的家庭收到了逐客令，这些家庭如果想过上全家团聚的正常生活，只能圈铺盖离开北京，或者想办法办齐五证后卷土重来。

实在说，由于环境与资源严重不敷所用，北京并不欢迎那么多外来务工人员占据资源，此前“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控人”的外来人口管理模式，已经显示这个巨型城市并不欢迎普通就业者的姿态，此次严厉的小学入学制度不过是增加成本的又一枚重型砝码。从驱赶不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员子女入学开始，北京变相提高在京生活门槛。富裕群体不管是不是外来户，只要能够缴纳得起每年18万左右的学费进入国际贵族小学，教育不是问题。

对于普通工薪阶层，北京作出努力，去年1月正式颁布实施《北京市中小学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2～2014年）》，基本目标是满足今后一个时期基础教育阶段常住适龄人口的入学需求，通过新建、改建、扩建200所中小学校，增加16万个学位。

行政关怀的阳光雨露固然重要，比行政关怀更重要的市场力量与激励机制。目前存在的现状是，以公平的名降低教育资源利用效率。据《新华网》报道，北京市外来人口大区昌平区，民办的打工子弟学校智泉学校高峰期曾有1200名学生就读，智泉学校校长秦继杰表示，截至6月16日学校没有收到一个学生。“一方面大部分打工者拿不到‘五证’，另一方面，符合政策的学生都被安排到公办学校了。所以我们学校一个符合政策的孩子都没招到”。民工子弟学校失去存身之地，看起来是对京籍与非京籍一视同仁享受公共教育资源，但铲除民工中小学的土壤，让民工子弟与父母分离，很大一部分人从小经受严重精神创伤，对中国未来安全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视。

错误的激励机制在于，一些非京籍孩子在北京接受教育，免费教育经费却留在户籍所在地，京籍孩子的家长不断抱怨，扩大学校数量增加了北京纳税人负担，学校扩容降低了教育质量。非京籍学生家长有苦难言，他们常常支付了高昂得多的借读费，却被抱怨成寄生虫。这些抱怨不应成为平民之间缠斗的借口，而应该成为制度改进的良机，确定在京入学的孩子，教育经费留在北京，而非户籍所在地。甚至以免费教育券的方法发给学生家长，由学生家长自主选择给予哪一地。

无论哪个社会，无论什么理由，政府的免费教育经费应该一视同仁，免费教育资源各地平等，民国南开的张伯苓先生能做到，比张先生时下的国人只能自愧自惭。

基础教育与心理素质良好的国民，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现在任何践踏基础教育的做法，任何增加未来国民心理疾患的做法，无异于与自己的未来为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