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药方是改革不是刺激

从4月份央行向县域以下的农商行和农合行定向降准以来，降准范围不断扩大，同样，自从4月底铁路总公司把2014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从44个增加至64个，计划投资总额从年初的6300亿提高8000亿以来，广东、贵州、四川、山西、黑龙江等省份的稳增长措施密集出台，财政投资的规模不断叠加。中央的微刺激经过地方政府的层层放大，已经演绎成“泛刺激”甚至强刺激。

经历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出现明显下降，其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劳动力成本优势消失，二是环境污染形成增长瓶颈。

计划生育制度形成劳动人口增长出现断崖式的下降，在劳动力供求方面，体现为整个制造业的劳动力工资水平大幅提高。以农民工工资为例，最近5年的年均增幅在12%以上。与此同时，随着人口结构的突发性老化，人口抚养比在2012-2013年也相应出现逆转，储蓄率见顶，2008年我国储蓄率达到53.2%，其后逐步下降，到2013年降至50.2%。

粗放型增长仰仗的两个核心要素同时出现供给下滑是我国经济总量增速见顶的主要原因，此外，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也从另一个侧面预示着增长的瓶颈。

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要突破增长瓶颈，首先，是通过教育投入来提升劳动力的素质。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测算，不同文化程度的人，拉动生产效率的能力不同，小学为43%，中学为108%，大学为300%，在工业化后期，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进入创新驱动阶段，智力贡献度将提高到60-80%的水平，国际数据显示，国民教育年限每没增加一年，在其他条件同等情况下，人均收入提高将近一倍。换一句话说，在后工业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是高素质的人力资源而不是低素质的劳动力。人力资源也是技术创新的基础。

其次，是通过改革释放制度红利，以提高所有要素投入的产出效率。具体来说，通过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减轻环境污染的压力；通过财税制度的改革改善国民财富的分配，优化整个社会激励机制，同时，通过社保制度的改革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公共服务消费水平及居民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释放需求潜力。此外，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来促进技术创新和文化创造，使得人力资源的创新能力真正成为社会经济增长的引擎。

从长周期来看，人口、资本、技术和需求潜力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要靠制度变革、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升来释放新的动力，才能保障经济在转型之后的可持续增长。而目前的所有“刺激”基本都是靠资本增量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

而过去5年刺激经验表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形成的增量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现象，况且，“刺激”这味药，存在下面两个副作用：

第一，延缓过剩产能的出清，弱化前期“紧货币”产生的杠杆转移效应。中国宏观经济的主要风险不在于债务率过高，而在于资源错配。因此，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整目标不是简单的去杠杆，而是先给过剩产业去杠杆，然后再给新兴产业加杠杆，从制造业PMI的月度数据我们可以发现，目前过剩产业的去产能化尚未结束，此时扩大“铁公基”的投入，只会延长其去杠杆及行业整合的过程，影响经济结构的调整效率。

第二，不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市场出清本来是花钱买机制、花钱买结构的过程，让一部分坏账作为清除僵尸企业、僵尸项目的代价，从而换来风险收益对称化的市场纪律和新血流入新机体的结构优化，而刺激让这个过程变得漫长且增加不确定性。

从德国、日本、韩国、台湾等成功转型经济体的实证数据来看，在制造业和GDP数据全面下滑的情形下，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信息、科技、商务、咨询等生产性服务业和医疗、教育等社会性服务业出现快速增长，是转型期经济繁荣的主要标志，因此，我们观测中国宏观经济的盛衰，不能只看制造业景气指标，非制造业景气状况应该是更为重要的参考指标。一年来，我国非制造业PMI指数始终在荣枯线上方运行，平均水平在54-55%之间，其中住宿、批发、互联网及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60%以上的高景气区间，2013年，第三产业在GDP中的占比达到46.1%，超过了制造业，2014年1～5月份，服务业增加值所占比重达到49%，从转型经济的先导行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趋势来看，各项指标都处于上行通道。

此外，1-5月份，我国新增就业人口600万人，已经完成全年目标的60%，其中3、4、5月的调查失业率分别为5.17%、5.15%、5.07%，持续下行。

从制造业景气与服务业景气指标的背离，及就业指数和工业增加值、国民经济总量增长指标脱钩这两个方面来看，中国经济的转型已在进行过程中，其基本情形可以两句话概括：就业不靠制造业，增长不看GDP。

在上述环境下，无论什么样的“刺激”，其中长期后果都是弊大于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