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放一放股票市场 让市场休养生息？

京东在美上市获得追捧之际，《金融时报》泼了一盆冷水。其专栏作家约翰•普伦德提醒，别对中国企业IPO掉以轻心。他引用了一组数据，美国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Florida）金融学教授杰伊•里特（Jay Ritter）测算，在1993年到2013年，不包括声名狼藉的反向收购上市公司，共有来自中国大陆的香港的168家企业在美国正规股票市场公司发行，在上市后的三年里，平均累计收益率为-3.6%，或者每年的平均收益率为-1%。如果投资者同期购买了标普500指数产品，则将实现23%的平均累计收益率或者每年8%的收益率。

里特先生提出的是中国股票市场痛心疾首的现象，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

前两天与一个力推中国股票的证券业专家同行，在探讨中，对此前的股票信仰发生了动摇。理由是，中国目前的文化与公司治理结构有可能不适合股票市场的发育。

首先，草创期的上市公司需要强有力的精神教父，因此在丛林时代，这些公司拥有狼性文化才能生存，不要说独董，就是董事会、股东大会也常常沦为摆设。强势人物与皇帝文化紧密结合，中国式的精英统治与忠诚品格大行其道。一家公司拥有势均力敌、互相争斗的两大股东时，带来的常常不是制约与均衡，和谐与生长，往往导致这家公司丑闻百出、股价一落千丈。其次，这些上市公司大股东有先例可以遵循，常常发自内心地把股票市场当作零成本融资甚至负成本圈钱的大好契机，因此，市场再低迷也有前赴后继的上市公司，因为这些公司控制者对上市价格并不敏感，对是否有机会上场分一杯羹更感兴趣。最后，我们拥有一批不愿对投资结果负责的基层投资者，而另一些投资者潜伏于某些营业部，随时张开着血盆大口。

如果靠货币推动，股票市场有所起色，这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吗？更何况，这样的短期仙境很难重演，市场总是一次比一次清醒，而公司总是下一次比上一次需要更多的钱才能度过危境。

证监会手中有个天平，融资与股指必须均衡。但实际上，证监会只需要一个天平，那就是游戏规则是否公平。

现在监管规则就象个绕着自己尾巴追逐的小狗，团团转。似乎哪一项改革之路都走不通：实行注册上市招来中小投资者的愤怒，因为未来圈钱的公司可能多如洪水猛兽；实行严格的退市制度？不，不，不，地方政府怎么办，大型企业怎么办，已经深陷其中的投资者怎么办？所以，退市制度必须有集体诉讼制度、造假大股东、中介机构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两大金刚相辅佐，才能走得顺利。有更多的人，希望证监会保障股指下有底线，上不封顶，美其名曰发展直接融资市场助推实体经济——这个理由显然是可笑的，2500多家企业上市的大市场，中小投资者作出了最大的牺牲，却未能建立基本走上正轨的股市。

证监会要完成职责，必须放下股指的重担，那不是他们的责任。证监家不是庄家，掌握货币发行权的央行才是，央行也不应该是，企业的利润与信用才能决定市场的最终走向。

中国股票市场如美国股票草创之时，既然美国能等上几百年才成熟，中国又有什么等不起的呢？想想看，美国在铁路大建设期，在高速公路建设期，用的是什么办法？

从1830年美国第一条铁路总长13英里的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开始运营，美国政府、国会、铁路公司用尽了所有的办法融资，如政府资助，从1850年到1873年，联邦政府对铁路的资助额大约为铁路投资的30%，如给予铁路公司大规模沿线土地以及采矿权等权利，如到富裕的欧洲发行债券，一些欧洲家庭因为不幸购买糟糕的铁路债而破产。

中国有自己的办法，超过股票市场的债券市场，大规模发展信用控制良好的社区小型银行，大力发展大数据提高贷款效率与质量，有一些手段已经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有人担心，如果没有欣欣向荣的股票市场，创新企业、风险基金怎么办？放心，只要足够好，就有企业出高价收购。

在全球借贷，通过各种途径借贷，任何融资方式都可以尝试，关键的关键，在融资的背后，主流是欣欣向荣的、向公司着想基本诚信的、大力向上的赢利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