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高货币化源于经济结构失衡

货币供应量，是指一国在某一时期内为社会经济运转服务的货币存量，它由存款货币和现金货币两部分构成。各国央行对货币的统计口径不一致，但都是以流动性作为基本的划分依据。美国将货币供应量分为M1、M2、M3三个层次，M1=流通中现金+支票账户存款+旅行支票，M2=M1+居民储蓄存款+定期存款+互助基金存款，M3=M2+CDs+回购协议+欧洲美元;欧洲央行三个层次的含义有所不同，M1=现金+活期存款，M2=M1+两年期以下定期存款，M3=M2+回购协议+货币市场基金存款+货币市场票据+两年期以下债券;日本分为三个层次+广义流动性，具体为：M1=流通中现金+非金融机构活期存款，M2+CDs=M1+准货币+居民储蓄存款+外币存款+CDs，M3+CDs=M2+邮政储蓄存款+劳动信贷协会和农业合作社存款+CDs，广义流动性=M3+CDs+信托投资性存款+金融机构签发的商业票据+回购协议+国外政府在日发行的债券。

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分为三个层次+ M2+。其中，M0=流通中现金，M1(狭义货币)=M0+活期存款，M2(广义货币)=M1+准货币(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其他存款)，M2+(未对外公布)= M2+国内外币相关项目(现金+存款)。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经济活动对货币和相关交易工具的依赖越来越重，导致金融资产规模在经济总资产中的比重上升，广义货币创造能力不断上升。1978年1月底，我国流通中的现金M0为229.59亿元，狭义货币M1为870.53亿元，M1/M0维持在4的水平左右，从1998年开始，该比率一路上升，2010年达到6以上。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数据M2是从95年12月开始公布的。1996年年初，M2/M0这一比率值为6.8，至2010年年底，这一比率达17.22。15年间，M2/M0比率值番2.5翻。

从金融深化指标来看M2/GDP，中国经济货币程度也很高。数据显示，2011年M2/GDP的比值，美国为0.83，日本为2.40，英国为1.36，卢森堡为4.86，巴西为0.39，俄罗斯为0.45。从1978年的0.32增长到2011年的1.80，中国的货币化率在33年间扩大了近6倍。此外，在全球广义货币(M2)的存量和增量上，中国均居世界首位。据测算，2011年中国新增M2规模在全球占比高达52%。如此的增长规模和态势，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确是少有的。

虽然由于各国广义货币的统计口径不同，国家之间不能简单进行横向比较。例如美国如果纳入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等的广义货币M3，比值远高于目前值。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货币化率的确存在显著差异，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中国货币化过程其特殊的结构性和制度性基础——其核心是政府主导要素货币化分配，国际资本循环下的“被动创造”以及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具体来说，高货币的原因可分解如下：

首先，在中国渐进改革的市场化进程中，政府通过政策推动甚至主动参与，将自然资源、劳动力、资金、技术、管理等资源和要素不断推向市场，使得各类资源持续货币化。由于中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由此带来大量的基础货币投放，通过货币乘数的放大从而拉动较强的货币供给。

其次，基于货币竞争的资本流动是中国“高货币化”的重要推手。以美元为主的储备货币体系，形成了美国领导下的全球化体系分工，消费国输出货币，位于食物链顶端;生产国输出商品，吸收储备货币，并再投资于消费国金融市场，完成一个国际资本循环。2011年来，中国出口高增长以及累计的外汇储备已极大地改变了货币的创造机制和供给结构。随着外汇储备的持续增长以及央行实施的“冲销干预”政策，我国外汇占款大幅飙升，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从2002年末到2011年，外汇占款由2.21万亿元增加到25.52万亿元，增长11.5倍。外汇占款增量占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增量比例在2009年达到134%，这反映出中国货币创造属于“被动式创造”。

再者，从中国社会融资模式看，过度依赖银行体系，间接融资的比例达80%左右。间接融资市场效率低、金融投资渠道匮乏使得存款储蓄居高不下，从而导致广义货币的沉淀和货币的体外循环。

此外，金融资源对国有经济的过度倾斜以及对国有部门的预算软约束导致金融资源效率下降，维持经济高增长必须依赖更高的信贷和货币投放，即形成了“经济增长→对投资需求→对货币需求→货币供给增加”，这自然表现为不断攀升的M2/GDP比率。

因此，“超额货币供给”并非宏观经济矛盾的源头，而恰恰是中国结构性失衡的结果。笔者认为要改变目前这种“高货币化”的现状，必须淡化政府主导的市场化资源配置模式，改变对投资的过度依赖，全力促进金融领域全方位变革，提高直接融资在经济的比重，才能最终破解中国经济的“高货币化之谜”，实现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