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顶层设计的三大核心

中国进入经济改革的顶层设计阶段，政府以强大的力量落实到具体的经济制度之中。

设立上海自贸区不久、迅速在全国推出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显示政府希望实体经济摆脱审批体制，过度到市场淘汰机制。5月9日晚，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市场简称新“国九条”），提出到2020年，基本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善、规范透明、稳健高效、开放包容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金融改革大幕霍然拉开，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与直接融资地位的上升相辅相承，如在市场扔下一枚巨型炸弹。

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改革的核心要件是否具备，改革的核心制度能否打下坚实的基础。

以下几项制度是核心制度。

深化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最需要明确的产权保护制度，严格的公共财政体制，以及对官员、国企高管的正确激励机制。

首先，明确的产权体制保护合法产权，是市场体制生根发芽的土壤。

2007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物权法》。作为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调整所有财产关系的基本法律，酝酿了整整十三年出台的《物权法》明确指出：“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对调整范围、原则、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登记制度、物权的保护等均作了详细规定。

保护合法产权，需要的不是另立法律，而是将《物权法》落到实处。面对权力机关的违法，法律是否能保障合法产权，重拾尊严？目前俯拾即是的案例是，地方政府在征地过程中侵犯农民的土地承包权，该如何处置？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后，因为各种原因强迫企业退出市场，该如何处置？有例为证，前一段时间，清理整顿钢铁企业、煤炭企业，是处理过剩产能所必需，在处理过程中，需要公平的标准与严格公道的执行，对所有性质的企业一视同仁，从事后发生的一系列煤炭、钢铁等纠纷案例看，显然未能做到公平、公正。

物权法的尊严靠一件件保护合法财产的案例累积，无数宣传都抵挡不住哪怕一桩剥夺合法财产案例产生的深远负面影响。

其次，严格的公共财政体制，推行强势预算制度，是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的根本。

4月21日，《预算法》修正案草案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上进行三审，审议时间推迟，显示围绕《预算法》争议之激烈。

公共财政体制是建立现代社会大厦的基本框架，是构建法治文明社会的基础。预算法则是公共财政的重要组成环节，而有公共财政，才谈得上税收法治原则，才谈得上制度治国。1215年，英国《大宪章》中非经“大委员会”的同意不得征税的条款，成了后人“无代表权不纳税”原则的基础。英国贵族、公民多年争取，历经数百年内战，获得的成果是税收法治，和逐步推广的投票权。

目前在财政领域广受诟病的现象，几乎都与预算法偏颇、执行不到位有关。如地方主导官员一支笔说了算，年末财政突击花钱，各部门财政支出公开度不够，权力运转各部门需要资金数额不清，所有这些弊端都与预算法密切相关。甚至各地方政府是否应该每年补贴当地上市公司，当地的机关幼儿园究竟该获得多少拨款，也与预算法密切相关。没有预算法，没有对预算支出的严格约束，预算成为某个人或者某个部门一支笔、一个红头文件所体现的权力，国家必然缺乏数目字管理的精确，预算的不科学成为常态，构成各部门的小利益群体共同追逐更多的财政收入，将成为人治下的资金争夺战。这是难以持续的、传统的政府对国民的财政盘剥体制。

在分税制改革三十年后，流弊难掩，亟需新的预算、税收体制取代旧的分税制。目前，地方政府责权利不相称，改革的目标，是使地方政府拥有明晰的财权与事权。中央地方税收争夺大战、以土地收入甚至罚没款养活财政编制外人员的可怕现象，让地方政府成为大地主、让财政转移支付成为部委特权的可怕现象，可以休矣。

第三，全面推行严格的离任审计体制，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

市场的低效根源在于，经济生态系统不健康，无法做到优胜劣汰。鉴于地方主政官员手握重要资源决定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地位相当于霸占一方资源的垄断公司董事长，因此，对官员尤其是主政官员进行长期的绩效审计，避免地方官员为短期经济增长摧毁当地市场发展的长期希望，至关重要。政府的职责是建立公平的游戏规则，取缔政府的无限度补贴行为，坚决淘汰僵尸企业，让有活力的企业破土成长。企业的满意度，社会的公平度，应当成为官员离任审计的重要内容。

鉴于国企在中国的地位如此重要，占用的资源如此之多，在国企内部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是重中之重。国企市值占A股市值的一半以上，占据了一半左右的银行平价贷款，国企激励机制的正确与否，直接决定了中国市场效率的高低。

在国企内部建立激励机制的办法是推行离任审计，建立期权回报机制。如果国企高管经离任审计，证明不仅洁身自好，还提升了企业的资本回报率，抵抗住起码一个行业下行周期的考验，这样诚实而有能力的企业家理应获得相应的物质回报。具体办法是与期权挂钩，建立业绩考核指标，提升了多少就给予多少期权，使高管为企业的质量着想，坚决避免国企的盲目扩张，把风险转嫁给银行、转嫁给股市、转嫁给纳税人的做法。

最后，要强调的是，作为稳健货币政策、土地收入下行背景下的应急之举，金融改革短期内有必要广扩财源、广募债权，新国九条致力于提升直接融资比例，使投资者真正分享改革红利，同时承担市场风险，进而培育出明智的责任清晰的投资文化。

核心如纲，纲举目张，大方向正确，走得慢也是快，大方向错误，则南辕北辙。考验智慧与勇气的最佳时机，就是经济下行、改革迫在眉睫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