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供给侧改革能否改变产能过剩顽疾

能源行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产业，面临着经济活动中的普遍问题，同样需要供给侧改革。当前，能源行业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能源供给结构不合理，高比例煤炭消费造成环境污染。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中一次能源煤炭占比近70%，尽管大部分以转化为二次清洁能源电力的方式消费，但囿于煤炭清洁技术尚在研制及推广使用阶段，同时火电生产中对排放的管制尚无法一步到位，煤炭消费仍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2、火电利用小时数下降，煤炭转化为电力产能过剩。煤炭作为我国能源供应结构中的主力军，价格大幅下滑，使火电发电成本相应下降，大大增加了火电的竞争优势。但火电利用小时数逐步下降，2015年已达到36年来的最低水平，说明火电设备开工率不足，产能严重过剩。

3、石油仍是交通运输行业能耗的主要来源，新能源机动车保有量不足。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运输需求持续增加，预计到2023年共计超10亿吨油当量，其中石油占80%。汽车尾气成为当前空气污染的一个重要来源，而新能源汽车，尤其是电动汽车则因制造技术不成熟、充放电的不便利性等问题发展缓慢。

4、水能、风能、光能储量相对丰富，但富集区与需求区逆向分布。尽管国家制订了一系列可再生能源发电优先上网政策，但由于整体经济形势放缓，富集区当地电力需求不足，电力输送网络架构配置不合理，外送渠道受阻，弃风、弃水、充光现象严重。尤其是冬天，由于涉热电力负荷主要由火电提供，西北基地的弃光、弃风现象严重。

显然，上述问题是能源行业“供需错位”导致的结构性失衡，其中尽管有能源资源禀赋分布不平衡的因素，但主因首先是能源开发、输送等整个供给系统规划不全面，其次是能源行业内各种能源运作系统之间及一次能源与二次能源的转化系统交互单一，再次是能源行业与交通运输、制造业等其它行业之间供给系统与需求系统的不协调。

自2015年11月中央明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社会各界人士对供给侧改革众说纷纭，分别阐述了不同的看法与认识。有人呼吁“新计划经济时代”来临，强调供给侧改革在于规划;有人重提宏观经济理论中与凯恩斯主义所倡导的总需求管理相对应的供给学派，强调建立解决“滞胀”问题的“新供给”。那么具体到能源行业，为什么要进行供给侧改革?又如何开展供给侧改革呢?

随着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能源行业供需不平衡、产能利用率较低的问题进一步显现与恶化，突出地表现在煤矿产能与煤电容量方面。煤矿产能方面，据专业统计，已形成的产能超过50亿吨，而目前的有效需求在35-40亿吨之间;煤电方面，2015年其发电小时数进一步下降，同时超过2亿千瓦的巨量机组已经核准或者在建。产能利用率的走低，微观层面意味着项目经济效益下降，投资回收期拉长，宏观层面意味着资金与投资的浪费与低效，是一个需要解决的投融资与经济效率问题。

要在任何现实的需求与需求增长条件下完全消化这种“过剩”的程度，在几年时间是不可能的。“去产能”成为了一件“正确的事情”。必须指出的是，正确的事情与把事情做正确，完全是两个问题。如果“去产能”是个目标，那么必须研究论证实现该目标的手段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否则“去产能”可能不能有效推动，而相应的经济损失也会很大。

在优化资源配置、僵尸企业退出与需求侧刺激需要并重的背景下，能源行业的供给侧改革似乎又有简化为淘汰“落后产能”的趋势，“关停并转”似乎成为简单明了的“抓手”。如此，对以下几个问题的讨论就亟需提上政策议程。

煤炭行业是产能过剩重灾区，关于在煤炭行业关停超过一半的煤矿、淘汰“落后产能”的呼声不断，但关于“何为落后产能”的问题却语焉不详。笔者对此也不甚清楚，但知道以下特征不一定意味着“落后”。

亏损就是落后吗?亏损只是一个时间、空间状态，可能经营环境一改善，就可减亏或者扭亏。而“会计”意义上的亏损对于企业长期的生存与退出也并没有意义，因为投资是沉没的，不在短期决策的考虑之中。企业如果能够维持生产，其收益大于可变的流动成本，那么这种维持就是减少亏损，对社会有益，长期也潜在地存在着 “容量”价值。规模小就落后吗?这是缺乏逻辑的。“小而美”的案例很多见。之所以现实中存在那么多企业，而不是一个行业一个巨无霸，证明规模经济是有边界的。超过了这个边界，企业“大”就不如“小”更有经济效率。

能源效率低就落后吗?资源都具有稀缺性。节能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合理的，不需要优先，并且不节能的代价已通过价格得到了体现。典型如电解铝厂，生产一吨铝，需要耗电约一万度，如果效率低10%，就意味着一吨铝多支出400元。这种能源效率的差别已充分“内部化、私人化”了，不存在任何额外干预的理由。一个西部靠着大江大河、电价便宜到需要弃水的电解铝厂，在全社会经济效率上，远远好于地处东部、具有世界先进水平能耗水平，但水成本、环境成本、电力成本高昂的铝厂。能源效率，只是决定企业竞争力的一个方面而已。

因此，所谓“落后产能”并不那么显见，需要充分定义，且要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从操作层面，明确“落后产能”的合理定义与标准，也是减少政府自由量裁的必要前提。

上一个“五年”实施的巨大的“上大压小”工程可以提供一个分析角度。静态来看，“上大压小”无疑提高了机组效率，使单位发电煤耗与排放都大幅下降。但动态看，这一煤电关停政策，代之以更大、更新的煤电机组，使得煤电机组变得更加年轻。卓尔德中心测算显示，2013年的煤电机组，如果没有“上大压小”，其平均年龄将接近10岁，而实施该政策后，机组年龄只有约8岁，这意味着机组将潜在运行更长的时间，“锁定”的累计排放会更大。

因此，操作层面上，关停具有明确标准的“落后”产能，也必须辅之以“目标一致”的配套措施，不能重蹈“上大压小”式产能扩张。如若以优化结构作为 “关停”目标，那么新上的产能，不能是同一类型，而必须是具有长期增长必要性的产。近年来，对中国各种高耗能产品，以及煤炭，甚至能源消费是否达峰的讨论非常热闹。从2014-2015年看，中国能源消费不只是“达峰与否”，而是“开始下降”了。但这对于说明长期的趋势毫无意义。且由于这种“负增长”，使得“何为达峰”都需要重新界定。

以煤炭消费为例，如果其增长是完全平滑的，年增长率从高达10%一直下降到接近0%，那么可以清楚地讲“煤炭的消费达峰了”。但现在的情况是，煤炭消费在 2015年至少下降了4%。未来重新进入上升阶段(无论增长率多少，如略大于0%就有可能在未来若干年后创新高)，现在来看是完全可能的。如此，“达峰” 会经历什么样的过程?不如说“波动”更合适。

更进一步，未来政策选择的基础，不能基于高度简化的判断与预测，需要推出更有弹性的政策。在这方面，特别需要消除影响的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思维惯性——先“认定煤炭要达峰”，然后设定“达峰的目标与规划”，如果现实发展不符合这种目标或者规划，就用各种行政手段去趋近目标，类似“理论不符合现实的时候，去修改现实”。

我国的能源管理，特别是能源规划仍维持“猜测”需求，试图通过控制供应来实现平衡的基本范式。这与市场短期与长期的平衡逻辑——依靠价格信号进行短期份额竞争决策，与长期市场与投资决策存在本质不同。

这方面，需要范式方面的根本改变。所以，还是讨论研究一些更有价值的问题吧，比如如何建立各种能源间灵活充分竞争的机制与市场，如何更有效率地、更具社会接受程度地减少燃煤污染与排放，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