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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暴跌蒸发4万亿 “疯牛”还会继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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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郎咸平 • 2015-06-01 11:54:57  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E2020G2

2015年5月28日,A股暴跌6.5%,市值蒸发4万亿;平摊到2亿开户者头上,相当于每人亏了2万块。根据我的研究,这场暴跌起始于央行对银行定向正回购,即释放货币紧缩信号。但我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仍是大趋势,它有助于去杠杆和繁荣股市。在借贷成本仍然过高的当下,股市繁荣有利于企业融资,实现资金最优配置。但请各位注意,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必须同步繁荣,两者才能相辅相成地一起成长。所以,我建议我们的政府在刺激资本市场的同时,透过改革激发实体经济的活力,最终实现经济转型,股市从“疯牛”变成“长牛”。

我在2015年推出的全新作品《郎咸平说:中国经济的旧制度与新常态》中,针对中国资本市场、制造业转型等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其中大部分思路和政府公布的多项改革不谋而合。以下为图书正文部分节选。

过去十多年来,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老百姓最怕改革,因为房改了买不起房,医改了看不起病,教改了上不起学。改革越改越糟!这是民生领域的改革结果,那么经济层面的改革呢?也是越改越糟的。

过去十多年,政府每年几乎都将“扩内需、调结构、保增长”作为经济管理的主要任务。但结果却是,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将本应给市场放权让利的改革,逆转为形形色色的扩权争利。“调结构、扩内需”在事实上被“保增长”取代,使经济结构更加畸形,经济改革错失了最佳时机。

这种以技术层面的调控代替实质性改革的做法,在政府层面的具体表现就是,并没有以“壮士断臂”的魄力去推动像发改委等这样的强势部门向市场简政放权。本来,中国的经济改革由于起点较低,再加上人口、资源、环境等红利,使得改革一开始就具有后发优势。因此,无论是产业改革,还是区域经济,只要政府向市场放权,只要中央向地方放权,经济便会马上出现活力。国企改革,沿海和江浙地区崛起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都是如此。但接下来由于路径依赖,政府既不推动剩下的比较困难的改革,更不愿意退出经济领域,而是围绕“保增长”的目标,挥舞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两根“大棒”,在经济偏热的时候马上“踩刹车”,在经济遇冷时立即“踩油门”,这种反复摇摆的非常态化管理方式,是对经济周期的人为破坏,不仅造成市场紊乱,对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而言,更是一种灾难。在权力运行不规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被政府“看得见的手”束缚的情况下,频繁调控的结果就是财富快速向国有企业集中,权力再次向政府集中,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迅速形成并固化,成为今天推行改革的最大阻力。这就是无视或者回避中国经济真问题的结果。

A股暴跌蒸发4万亿 “疯牛”还会继续吗?

之所以出现这种糟糕的结果,原因就是政府不愿意退出市场,用计划经济的思维去管理市场经济,而且还发明一个口号,叫作“宏观调控,微观搞活”,这是一种非常懒惰的思维模式。我告诉各位,在一个土地、资本(金融)、资源能源和基础设施等基本上由政府垄断的市场,调控有意义吗?结果只能是越调越乱,而且微观也搞不活。即便在充分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调控措施也不见得有多大作用。所以我说,政府是在用调控来代替真改革,其根本原因是不愿意退出市场,其中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放弃权力寻租的机会。

如果用“调控”解决不了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衰退问题,为了“保增长”,政府还有一个更懒惰的办法,那就是干脆直接投资或者间接投资各类国有融资平台、国有企业或者大型项目,以拉动经济增长。特别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我们的政府出台了“四万亿投资计划”,资金主要流向国有企业、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过剩行业之后,政府投资压倒了民众消费,而民间资本从实体经济大量流向房地产,资产泡沫膨胀。这就是政府用投资代替改革造成的恶果。

我将政府直接成为市场主体的现象,称之为“政府行为公司化”。本来政府应该进一步放开市场,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来刺激投资和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而我们的政府,由于“政府办市场”思维惯性的依赖,却采取了相反的路径,例如用调控和投资代替改革。我只能无话可说。

各位晓得“政府行为公司化”有什么严重后果吗?这必然导致经济垄断化、公共利益部门化和经济行为短期化的严重后果。可以说,“政府行为公司化”是所有的经济旧制度、旧常态革除不去的根本原因。

由于“政府行为公司化”,决定中国经济命脉的土地、金融、资源、能源、交通等行业,全部由国有企业垄断。结果如何呢?这些要素的价格是全世界最高的。各位知道后果了吧?我想这也是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重要原因吧。

与此同时,由于政府对经济管制过多,很多本应服务于经济的政府部门,则以加强监管的名义扩权,以增加审批的方式设租寻租,出现了所谓的“公共利益部门化”现象。这个时候,任何实质性的改革就会停滞,经济的活力就会受到抑制。

改革停滞后,为什么会出现“经济行为短期化”呢?这是由我们官员的考核方式和任期制度造成的。我们知道,无论哪个层级的地方官员,任期一般都是五年,而五年后对官员的升迁考核主要依据是,其在当地主政期间的GDP数据。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人的选择不会是简政放权、调整经济结构的实质性改革,因为这些改革难度大、周期长、见效慢。相反,集中手中权力和资源,上一些短期内容易出政绩的“大项目”则相对容易得多,比如,高污染、高能耗、高投入等产能过剩的“三高”项目,既有面子又有里子的“铁公基”项目等。结果就是所谓的“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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